对此,韩阳的回复堪称“典范”。他首先表示“跪读部文,惶恐无地”,深刻承认自己“忧心虏患,措置或有失当”。
但紧接着,笔锋一转,用大篇幅、极其详实地描述了“确凿”的虏骑调动迹象、边墙外的异常、以及去岁惨痛教训,强调“敌情凶狡,瞬息万变”,“若拘泥常例,恐误战机”。
最后,他“痛心疾首”地表示:“臣世受国恩,委身行伍,唯知杀敌报国。
今虏焰方张,边陲震骇,臣但知有守土之责,不知有避嫌之私。若待朝廷明旨而虏骑已至,则臣万死莫赎。故冒死权宜,整军备武。
一切罪愆,待击退虏骑之后,臣自当赴阙请死,听凭朝廷发落。然在此之前,唯愿以残躯朽骨,筑为边墙,阻虏骑于国门之外!伏乞陛下、部堂明鉴!”
这道奏疏,情真意切,有理有据,将“忠君爱国”、“勇于任事”、“顾全大局”的姿态做足,同时将“虏情紧急”作为一切行动的挡箭牌,并将可能的“罪责”推到“战后”,潜台词是:现在别来烦我,等我打完了仗,要杀要剐随你们便,但现在,这里我说了算,我要打仗!
奏疏以六百里加急发出。韩阳知道,这只能拖延一时,朝廷,尤其是杨嗣昌,绝不会善罢甘休。那位带着驾帖的“陈大人”,恐怕已经在路上了。
果然,就在韩阳发出奏疏的第三天,孙彪徐的密报送来:兵部右侍郎、新任宣大总督陈新甲,已率数百督标营精兵及一小队锦衣卫,离开京城,正向蓟州而来,预计五日内抵达。随行人员中,确有锦衣卫官员,且携有密封文书。
该来的,终于要来了。这一次,不再是文书往来,不再是暗中较劲,而是面对面的、决定生死荣辱的正面交锋。
韩阳将心腹再次召集到中军帐。气氛凝重得仿佛能滴出水来。
“陈新甲五日内到。”韩阳开门见山,“带着兵部任命,也带着拿我的驾帖。”
众人色变。魏护吼道:“怕他个鸟!来了正好!俺带人埋伏在道上,做了他!”
“不可!”张鸿功急道,“杀朝廷钦差、新任总督,形同造反!天下再无我等容身之地!”
岳河也皱眉:“陈新甲带的兵不多,但毕竟是钦差。我们若公然对抗,便是给了朝廷口实,可以名正言顺调集大军围剿。届时,我们真就成流寇了。”
“那怎么办?难道伸着脖子等他来抓?”孙彪徐咬牙。
韩阳目光沉静,手指在地图上蓟州以南的官道某处轻轻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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