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现在不把条文钉死，让那些财团的律师看到，他们会怎么做你知道吗？”
他顿了顿，语气变得更加锋利：“那些人是全美最顶级的律师、是最狡猾的法律操纵者。”
“他们能在‘酌情’这两个字里给你挖出一百种解释的空间，今天你让他们‘酌情’，明天他们就能让你的监督权变成一纸空文，，后天他们就能拿着法院的判决说——‘你看，政府无权干涉我们的银行的内部事务’。”
巴兰坦的脸色变得难看起来。
费兰继续说：“你以为我在危言耸听？我告诉你，历史上那些资本反扑的经典案例，都是从这种‘灵活’开始的，一份法案，如果不能在源头上把权力钉死，以后就会被一点一点撬开，最后剩下的，只是一个漂亮的空壳。”
巴兰坦沉默了。
他知道费兰说得对。
但他也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把这一条写软。
因为如果条文写得太硬，太明确，那些财团的面子上挂不住，他们可能会当场翻脸，导致谈判破裂……
费兰看着他，心里涌起一种复杂的情绪。
这就是1933年的人。
他们没有经历过罗斯福新政之后的时代，没有见证过资本如何被戴上缰绳，没有看过那些后来才被写进法律的红线。
对他们来说，摩根就是摩根，洛克菲勒就是洛克菲勒。
那些名字背后，是国家财富资本的代名词，是无数的工厂、铁路、银行，是无数人的饭碗。
敬畏，终究是刻在他们骨头里的本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