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的大兴安岭，春风里已经带上了一丝燥热。
自从搭上了省城倒爷金大牙的线，乱石岗这几座大棚简直成了印钞机。
赵山河每天固定往金大牙的偏三轮里装上两百斤极品春菜，换回来的大团结全都压在了水曲柳的炕琴底下。
这天晌午，赵山河刚从镇上割了十斤大肥肉回来，正招呼着赵有才在院子里劈柴准备炖肉。
突然，村头传来一阵极其刺耳的汽车喇叭声。
“滴滴！”
在八十年代初的农村，连拖拉机都是稀罕物，更别说四个轮子的小汽车了。
赵有才停下手里的斧子，伸长了脖子往外看：“哥，啥情况？咱村咋还进吉普车了？”
话音刚落，一辆沾满黄土的军绿色吉普车，气势汹汹地开到了乱石岗的篱笆门外，一脚刹车停住。
车门推开，先是走下来两个穿着灰色中山装、脸色铁青的公社干部。
紧接着，从副驾驶上下来一个年轻女人。
这女人约莫二十出头，留着齐耳的短发，穿着一件洗得极其干净、挺括的白色的确良衬衫，下身是一条笔挺的蓝色长裤。
胸前口袋里别着两支英雄牌钢笔，手里拿着一个硬皮笔记本。
她长得极美，但透着一股子八十年代知识分子特有的清冷、孤高，以及常年在机关大院里养出来的刻板规矩感。
她就是公社农技站刚分来的省城大学生技术员李红梅。
“你就是赵山河？”
领头的公社干部走上前，手里扬着一张信纸，厉声喝道：“有人往市管会塞了实名举报信！举报你搞投机倒把，囤积居奇！还举报你偷大队集体财产盖大棚，甚至用国家明令禁止的剧毒化学药剂催熟蔬菜！现在公社成立了调查组，跟我们走一趟吧！”
这三顶大帽子扣下来，在那个年代，随便一条都够拉去劳教吃窝窝头的。
赵有才吓得咣当一声扔了斧子，双腿一软，直接瘫坐在柴火堆上：“哥……这、这是要抓咱们去蹲篱笆子啊……”
“慌什么！”
赵山河冷喝一声，稳住阵脚。
他两世为人，自然不会被几句场面话唬住。他拍了拍手上的木屑，刚往前走了一步。
“唰——”
一道蓝色的身影，如同鬼魅般从里屋闪了出来，极其生硬地挡在了赵山河和调查组中间。
是小白。
……
小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