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欧诺马斯。老副官到来时，看到名单，面色瞬间苍白。
“解释。”将军只说了一个词。
欧诺马斯沉默良久，最终说：“我妻弟确实参加了聚会，但他说那只是‘商业讨论’，关于战争时期的投资机会。我不知道涉及背叛。”
“你不知道，还是不想知道？”将军声音严厉，“欧诺马斯，我们共事二十年。如果你知情不报……”
“我发誓不知情！”老副官激动道，“但如果我妻弟真的卷入……将军，请允许我亲自调查。如果属实，我会亲手逮捕他。”
这个请求合理但危险。将军权衡后同意了，但派了两名亲信“协助”。
离开指挥室时，欧诺马斯的背影显得苍老了许多。忠诚与亲情的冲突，正在撕裂许多雅典家庭。
四、广场上的分裂
午后的广场讨论完全失去了往日的理性。人群明显分成三派：
一派以老年公民和手工业者为主，坚持“传统民主路线”，认为任何集权都是背叛雅典精神。他们的领袖是一位退休修辞学教师，演讲充满激情但缺乏具体方案。
另一派以商人、部分年轻知识分子和焦虑的市民为主，主张“务实改革”，认为非常时期需要暂时集中权力以提高效率。他们提出了具体建议：成立五人“危机执行委员会”，任期三个月，权力限于军事和后勤，期满后向公民大会报告。
第三派人数最少但声音最大——激进派，公开质疑民主制度本身。他们的发言人是个三十岁左右的律师，口才极佳：“斯巴达为什么强大？不是因为神眷顾，而是因为制度高效！一个国王决策，长老会建议，公民服从。而我们呢？五百人议会争论，公民大会投票，结果是什么？是西西里的惨败！是现在的危机！”
这种言论以前会被喝倒彩，今天却获得了不少掌声。绝望正在侵蚀雅典的民主信念。
梅利托斯试图引导讨论回到具体问题：“那么，我们如何改进决策效率而不失去民主监督？有没有折中方案？”
但人们已经听不进去了。情绪代替了思考，简单答案比复杂方案更有吸引力。
在人群边缘，莱桑德罗斯观察到几个熟悉面孔：港口那位活跃的小商人、一位在申诉处频繁抱怨的富商子弟、还有两位自称“中立观察者”但明显在记录发言的人。这些人分属不同群体，但有一个共同点：都在煽动对立，激化矛盾。
他想起卡莉娅的分析：Η可能通过代理人操纵民意，制造混乱，为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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