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知道这远非理想，但考虑到现实压力，他点头：“可以接受，但公民大会应有权力修改议程——即使只是象征性的修正权。”
经过四十分钟的辩论，最终达成决议：以五票赞成、两票弃权（科农和另一名保守派）通过两项提议。会议记录明确写入了三天期限的背景，以及萨摩斯舰队要求的原文——这是莱桑德罗斯坚持的，为了让历史记录清晰。
会议结束时，安提丰看似随意地说：“既然调查委员会今天要重新召开，我建议增加一名成员——港务官员的代表。毕竟，港口安全是他们的直接责任。”
莱桑德罗斯警觉：“但港务官员本人可能是调查对象，这涉及利益冲突。”
“那么由港务部门的资深文书担任，不参与决策，只提供技术信息。”安提丰让步，“我们需要专业信息来评估那些图纸和文书。”
这个建议听起来合理，莱桑德罗斯无法反驳。但他知道，安提丰安插的每一个人，都是信息渠道和控制节点。
二、萨摩斯观察员的抵达
午时刚过，萨摩斯舰队的观察员抵达比雷埃夫斯港。出人意料的是，来者并非军人，而是一位中年学者——狄奥多罗斯，曾是雅典学院的修辞学教师，五年前移居萨摩斯。他衣着朴素，只带了一名年轻书记员。
“特拉门尼将军选择我，是因为我了解雅典的法律程序和辩论传统。”狄奥多罗斯在简单的欢迎仪式上说，“我的角色是观察和报告，确保调查过程公正透明。我不代表萨摩斯舰队做出判断，只记录事实。”
这个低调的姿态让安提丰稍感意外，但也更难以应对——一个熟知雅典规则的学者，比一个武夫更难糊弄。
狄奥多罗斯立即要求查看调查委员会的所有记录：会议纪要、证据清单、证人名单、初步结论草案。他的书记员开始一丝不苟地抄录。
下午申时，特别调查委员会重新召开，狄奥多罗斯列席。当安提丰介绍新增的港务部门文书时，狄奥多罗斯平静提问：“这位文书先生在过去三个月内，是否经手过与‘阿耳戈英雄号’或‘海豚号’相关的文件？”
文书——一个叫米南德的年轻人——愣了一下，看向安提丰。安提丰代答：“港口文件繁多，需要时间检索。”
“那么请允许我提醒，”狄奥多罗斯说，“根据雅典港务条例，所有外籍船只的进出记录、货物清单、税费缴纳凭证，必须在码头办公室保存至少一年。如果这些记录‘遗失’或‘不全’，港务官员需承担法律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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