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芳补偿？”基钦纳皱眉，“怎么补偿？”
“比如，他们可以支付劳工的违约金。”劳合·乔治说，“或者，在其他方面做出让步——降低对我们出口商品的价格，开放更多市场，等等。”
伯蒂大使开口了，他的声音很轻，但每个人都认真听：“我从巴黎过来前，和法国总理白里安谈过。法国的态度……很矛盾。”
“怎么说？”格雷问。
“一方面，法国确实需要劳工。凡尔登战役打了四个月，我们损失了三十万人，后勤系统濒临崩溃。另一方面，法国人也很清楚——如果和兰芳闹翻，他们在亚洲的殖民地（印度支那）会首当其冲受到威胁。”
伯蒂喝了口水：“白里安的原话是：‘我们不能为了十五万中X劳工，冒失去整个印度支那的风险。’”
会议室安静了。印度支那——越南、老挝、柬埔寨——是法国在亚洲最重要的殖民地，盛产橡胶、稻米、矿产。
阿斯奎斯首相看向格雷：“爱德华，你和陈峰打过交道。你觉得他是认真的吗？真的敢为了这些劳工和我们开战？”
格雷沉默了很久。他想起在迪拜和陈峰的那次会谈，想起那个华人领袖冷静而坚定的眼神。
“首相，”他最终说，“陈峰这个人，不能用常理判断。他不像传统的政治家，有那么多顾忌和权衡。他更像……一个商人，但把整个国家当作生意来做。”
“什么意思？”
“意思是，他每做一件事，都会计算成本和收益。”格雷说，“今天这件事，他计算的不是军事胜负，不是外交得失，而是更长远的——华人世界的民心。”
他站起来，走到窗前：“我们在亚洲统治了一百年，靠的是什么？不是仁慈，是实力和分化。我们让华人内斗，让华人自卑，让华人觉得白人是高等民族。但现在，陈峰正在打破这个格局。他要用行动告诉所有华人：有一个国家会保护你们，哪怕与世界为敌。”
“所以这次劳工事件，”格雷转身，“对陈峰来说，不是十五万条人命的问题，是一个象征，一个宣言。如果他成功了，他在华人世界的威望会达到顶峰。如果他失败了，兰芳的合法性就会动摇。”
杰利科明白了：“所以对他来说，这是一场不能输的战斗。”
“对。”格雷点头，“所以他的最后通牒不是虚张声势。如果我们不让步，他真的会开战。而且他算准了我们不敢应战——因为我们的主要敌人在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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