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是药材和成药的可及性与质量控制。方案中使用的一些关键药材（如天然麝香、优质牛黄）资源稀缺且价格昂贵；中成药的生产标准和批次稳定性在不同国家面临不同的法规壁垒；而草药汤剂的煎煮、使用，在缺乏中医药文化的地区，面临着患者接受度、操作规范性和安全性等多重挑战。
再者，是如何将这套高度个体化、依赖医者个人经验的方案，尽可能“标准化”、“可复制化”，以适应大规模、多中心的应用。专家们夜以继日地工作，试图将刘智那玄妙的“感知”和“引导”，转化为相对具体的操作规范，比如针对不同神经精神症状（如嗜睡、狂躁、淡漠、焦虑）的推荐穴位组合、行针手法（捻转角度、提插频率、留针时间）、刺激参数（如电针的波形、频率、强度），以及中药方剂的加减化裁流程图。但所有人都清楚，这只能是“形似”，真正的“神韵”——那种对“气”的把握和意念的引导，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施术者自身的修为和临场发挥。
而这一切工作的核心灵魂——刘智，此刻却躺在伊利亚隔离病房的床上，病情正在发展。
他的肺部感染灶在缓慢增多，持续低热，咳嗽加剧，血氧饱和度时有波动，需要间歇性低流量吸氧。更为棘手的是，在发病后的第七天，他开始出现早期神经精神症状的迹象：持续的、难以缓解的疲惫感，注意力难以集中，偶尔会感到思绪的“粘滞”和“碎片化”，夜晚多梦易醒。这无疑是最糟糕的消息——方案的提出者和关键感知者，自己正在被病毒侵蚀，甚至可能面临他曾致力对抗的神经并发症。
消息严格保密，仅限于最高层和核心医疗团队知晓。一旦泄露，刚刚燃起的希望之火可能瞬间被扑灭，引发更大的恐慌和对方案的不信任。
“我必须参与方案的完善和培训。”刘智在病床上，通过加密通讯，对国内的专家组和伊利亚的陈涛教授说道。他的声音因咳嗽而沙哑，但语气不容置疑。“没有人比我更清楚那种‘感觉’，更了解在施治过程中可能遇到的细微变化和应对关键。我可以远程指导，可以整理更详细的‘心得体会’，甚至……可以通过视频，观察和指导针灸操作。”他顿了顿，喘息着说，“我的时间可能不多了，但在我还能思考、还能说话的时候，必须把我知道的、感受到的，尽可能多地留下来。”
他的坚持让人动容，也让人心碎。于是，在刘智的隔离病房外，架设起了更强大的通讯和视频设备。他强忍着病痛和日益加重的精神疲惫，每天花费数小时，与国内外的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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