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情同意”模糊不清情况下被招募的当地贫困“志愿者”……每次进入实验室核心区，看到那些在培养皿中蠕动、在动物模型中引发可怕病变的病原体，他都会感到一阵寒意。尤其是最近，总部（卡尔·文森特）对“加快某些高传播性毒株的动物攻毒实验进度”的要求越来越急迫，甚至暗示“必要时可启动小规模人群效力验证”，这让他寝食难安。
“雨燕”以无国界医生组织（MSF）地区协调员的身份，以“探讨当地新发传染病的合作防控”为由，顺利接触到了索伦森。她专业、务实、充满人道主义关怀的姿态，与索伦森周围那些要么唯利是图、要么麻木不仁的同僚形成了鲜明对比。几次“学术交流”和非正式会面后，“雨燕”敏锐地捕捉到了索伦森眉宇间隐藏的不安和偶尔流露出的、对实验“终极目的”的疑虑。
她没有急于求成，而是耐心地倾听索伦森对“研究造福人类”的表面说辞，偶尔在“不经意间”提及MSF在一些战乱和贫困地区看到的、因缺乏药物和疫苗而惨死的病人，特别是儿童。她还“分享”了一些关于大型药企在贫困国家进行不道德药物试验的、已被部分证实的案例报道（当然是经过筛选的），并感叹“科学与商业的边界有时如此模糊”。
这些对话，如同水滴石穿，慢慢侵蚀着索伦森本就动摇的心理防线。终于，在一次索伦森因实验动物出现意外大规模死亡（疑似病毒泄漏）而焦头烂额、借酒浇愁后的夜晚，“雨燕”再次“偶然”遇到他，并递给他一杯解酒的温水。在酒精和巨大压力下，索伦森的防线崩溃了。他没有直接吐露秘密，但对着这位似乎能理解他困境的“国际组织代表”，他痛哭流涕，倾诉了自己的恐惧和矛盾——害怕实验失控造成大祸，害怕成为历史的罪人，也害怕一旦出事，自己会被总部当作替罪羊抛弃。
“雨燕”知道时机已到。她没有亮明身份，而是以“一个关心人类健康、也关心朋友未来的局外人”身份，暗示性地提出：有些错误，一旦开始就无法回头；但有些证据，如果掌握在正确的人手里，或许能在灾难发生前阻止它，也能在事情不可收拾时，保护那些并非主谋但身处其中的人。她留下了一个绝对安全的、匿名的一次性加密通讯方式，告诉索伦森，如果他有一天想通了，或者需要一条“出路”，可以用这个方式联系。
三天后，索伦森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在巨大的恐惧和对未来（无论是法律制裁还是良心谴责）的绝望驱使下，发出了第一条加密信息。他没有直接提供证据，而是提出了条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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