验”是不可靠的，甚至可能是危险的，大规模推广可能掩盖真正的病因，延误科学治疗，并担心这会助长全球范围内的“反智主义”和“医学倒退”。
然而，随着更多学者（包括一些最初持怀疑态度者）开始仔细研读这篇论文，情况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吸引他们的，不再是那些富有异域色彩的“针灸”、“刮痧”描述，甚至不是“清瘟化秽饮”的草药配方，而是论文中那些冰冷、客观、却极具冲击力的数据，以及隐藏在数据背后，那套清晰（尽管对他们而言陌生）的诊疗逻辑。
首先是死亡率与重症转归率。论文不仅给出了整体数据，还按不同临床分型进行了详细分析。尤其是“热陷营血/阴秽蒙窍型”（即危重型），在接受综合治疗（中药+针灸+刮痧）后，死亡率仅为22.7%，而根据罗伯逊提供的、疫情早期（中医介入前）有限病例记录估算的类似状况死亡率，则高达80%以上。这个差距太过惊人，以至于很多人第一反应是质疑数据的真实性。但论文附带的十份详细病例记录，包括每日体温、脉搏、呼吸、症状体征变化、用药调整的完整病程，经得起最挑剔的审阅。尽管没有现代实验室检查，但其对症状的细致描述和连贯性，构成了难以驳斥的证据链。
其次，是症状缓解的时间节点和数据。论文清晰地显示，患者在接受治疗（尤其是服用汤药和/或针刺后）的12-48小时内，高热、剧烈头痛、身痛等症状往往出现明显缓解；紫癜样皮疹的颜色变浅、范围停止扩大或开始消退的时间，也集中在治疗后的2-4天。这些时间相关性，虽然不能直接证明因果关系，但排除了“自然病程”导致突然好转的常见质疑（因为疫情初期的病例显示，一旦进入危重阶段，病情往往急转直下，而非自然缓解）。
再者，是治疗方案的“可分解性”与“组合效应”分析。刘智在论文的“讨论”部分，并未将疗效简单归功于某个单一疗法，而是尝试分析了不同治疗组合的效果差异。数据显示，单纯中药与中药结合外治法（针灸/刮痧）相比，后者的症状缓解速度和重症转归率似乎更优（尽管因样本量问题，未做严格统计学检验）。这引发了关于“外治法可能通过神经-内分泌调节或免疫系统影响疾病进程”的初步猜测（尽管刘智原文用的是“疏通经络、调和气血”）。
最让一些有临床经验的医生感到震撼的，是那份详尽的辨证分型和随之而来的个体化治疗方案。他们看到，刘智并非用一个固定方子治疗所有病人，而是根据发热特点、出汗情况、皮疹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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