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记者点点头，继续问：“是什么让你最终决定反抗的？”
林晚秋想起了小雨那幅画——画中脸上有黑色伤痕的妈妈。想起了母亲那双含泪的眼睛。想起了无数个深夜，她躲在卫生间里，看着镜子中那个越来越陌生的自己。
“因为我女儿。”她说，声音有些哽咽，“有一天，她画了一幅画，画里的妈妈脸上有伤。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如果我再不反抗，我的女儿将来可能会走上和我一样的路。暴力是会遗传的，不只是身体上的暴力，还有心理上的——那种认为忍耐是美德，认为女人就该忍受一切的观念，会一代一代传下去。”
她顿了顿，继续说：“我不想让我的女儿活在恐惧中，不想让她认为，女人挨打是正常的。我想让她知道，无论遇到什么不公平的事，她都有权利说不，有权利反抗。”
“决定反抗后，你遇到了哪些困难？”
“太多了。”林晚秋说，“经济上的困难——我没有工作，没有收入，账户被冻结。法律上的困难——取证难，诉讼周期长，对方有律师有资源。心理上的困难——恐惧，自我怀疑，外界的压力。还有来自对方的威胁和骚扰。”
她想起陈建国在咖啡馆的威胁，想起周姐被收买作伪证，想起那些深夜打来的无声电话。
“但最难的是，”林晚秋的声音低了下来，“来自亲人的不理解。我妈一开始劝我忍，后来才慢慢支持我。还有一些亲戚朋友，说我‘太冲动’‘不考虑孩子’‘让家族蒙羞’。好像反抗的人错了，施暴的人反而成了受害者。”
张记者沉默了。摄像机红灯静静亮着，记录下林晚秋脸上的每一个细微表情——痛苦，坚定，疲惫，希望。
“现在诉讼进行到哪一步了？”张记者问。
“刚做完亲子鉴定，在等结果。人身安全保护令已经生效，对方被要求搬出共同住所。医疗费的问题暂时解决了，法院裁定他先支付我母亲的手术费。”林晚秋说，“但抚养权还在争夺中。对方主张我情绪不稳定，不适合抚养孩子。”
“你怎么看待这种说法？”
“这是典型的受害者污名化。”林晚秋的声音变得有力，“施暴者往往会倒打一耙，说受害者精神有问题，说她们歇斯底里，说她们不适合做母亲。实际上，长期生活在暴力环境中的人，出现焦虑、抑郁是很正常的，这不是原因，是结果。而我，在离开暴力环境后，正在慢慢康复。我有专业心理咨询师的帮助，有社工的支持，有律师的法律援助。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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