墙壁上弹孔依然可见，但酒馆里已经传出歌声——幸存者的歌声，疲惫但活着。
他想起了1672年，那个灾难年的开始。那时他们以为一切都完了。但荷兰像一株被践踏的芦苇，弯下腰，却没折断。现在正在慢慢直起来——也许永远无法完全挺直，但活着。
他买了一杯啤酒，坐在运河边。水面倒映着灯火，像破碎的金子。一个老水手坐在旁边，也拿着酒杯。
“为和平干杯？”小威廉举杯。
“为暂时的和平干杯。”老水手纠正，“我经历了三次对英战争，一次对西战争，现在这次。和平就像北海的晴天——珍贵，但短暂。”
“那你为什么还当水手？”
老水手咧嘴笑了，缺了三颗牙：“因为海在那里啊，先生。而且总得有人把鲱鱼从北海运到地中海，把香料从东方运到阿姆斯特丹。世界在转，生意要做。”
小威廉点头。这就是荷兰：无论战争、灾难、政治动荡，总有人在做生意，在航行，在计算。也许肤浅，也许庸俗，但这就是这个国家活下去的方式。
他想起该给家里写信了。告诉儿子地中海航线的风险，告诉姑姑土地恢复的进展，告诉叔叔画展的成功。
但他先写了另一封信——寄给莱顿大学图书馆，关于祖父老威廉的账本。他建议将账本数字化（用最新的印刷技术制作副本），并开放给学者研究。
“因为，”他写道，“如果我们想理解荷兰的崛起，就必须理解像威廉·范德维尔德这样的人：不是英雄，不是伟人，只是一个会计算的鲱鱼商人。但他的计算——关于风险、平衡、原则的计算——可能比任何战舰或条约都更能定义这个国家。”
信写完时，天快亮了。东方出现第一缕曙光，苍白但坚定。
小威廉收起笔。还有很多工作要做：重建船队，重新谈判贸易合同，帮助农民恢复土地，偿还战争债务。
但至少，他们活下来了。带着伤疤，带着债务，带着怀疑，但活下来了。
荷兰共和国的黄金时代也许已经过去，但生活还在继续。就像盐碱地里的土豆，不华丽，不高产，但能活，能生长，能养活人。
也许这就够了。在经历了灾难年之后，能继续计算、航行、播种、记录——也许这就是胜利，荷兰式的胜利：不是征服的荣耀，而是生存的尊严。
晨光照在运河上，新的一天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