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你非得把户口迁回去，现在怎么办？你说怎么办？两个孩子还那么小！”
秦淮茹的声音依旧很轻，却像一根细针，冷不丁地刺破了自打粮食定量下调以来，贾家掩耳盗铃的那层“泡沫”。
秦怀茹这话，没有哭诉，没有指责，只是平静地陈述一个“如果”。
可这“如果”，在此刻听来，却比任何激烈的抱怨都更有力，更像一把钝刀子，慢悠悠地割在贾东旭的心上。
贾张氏也像是被这话触动了某根神经，满腔对街道的怒火，瞬间找到了另一个更具体，也更让她痛悔的宣泄口。
“东旭啊！我的儿啊！你听听！你听听怀茹说的！”
“当初易中海，还有那个易中鼎是不是都劝过你？说城里再难，有保障！乡下看着有地，可没劳力没肥料，那就是个坑！”
“你偏不听！你非要折腾！说乡下能分地，有粮食，现在好了！自在到要喝西北风了！”
“分粮？连地都收回公家了，你爹要是还在，非得被你气死不可！”
贾张氏猛地转向儿子，拍着大腿，哭腔里带上了真切的悔恨和埋怨：
贾东旭被母亲和妻子的话堵得哑口无言，脸上一阵青一阵白。
他想反驳，想说“当初谁知道会闹粮荒”，想说“我也是为了家里好”，“想说我怎么知道政策会发生变化”。
可这些话在眼前活生生的困境面前，显得如此苍白无力。
当初的一意孤行，如今结出了难以吞咽的苦果，而这个苦果，要全家人一起吞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