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个时区之外。
华盛顿。
六月二十九日，凌晨一点四十二分。
白宫西侧的旧行政办公楼里还有零星几扇窗亮着灯。
长途电话断掉以后，坐在办公桌后的男人手还放在听筒上。
他就这样坐了一会儿，像是在判断刚才电话里最后那阵发动机声究竟意味着什么，随后才把听筒放回座机，重新拿起压在桌角的那份东京简报。
办公室里没有开顶灯。
桌上两盏台灯已经足够照亮文件，窗帘则全部拉了起来。
袭击现场照片、日本警方初步确认的武器型号、驻日渠道送回来的调查进度，以及这两天东京政界突然出现的各种动向，全都被混在一起摆在桌面上。
其中几页被人用钢笔画过，圈出了几个词。
重要人员保护、警企协作、信息共享、相关立法。
每一个词单独拿出来都没什么特别，可当它们在西园寺皋月遭遇刺杀后的四十八小时里同时出现，意思就不一样了。
坐在办公室另一侧的人也一直看着这些材料。
他从刚才电话接通开始便没有避开，腿上放着一顶深色毡帽，安静听完了科尔曼几乎算得上狼狈的求援。
直到桌后的人翻到下一页，他才开口说道：
“他已经走不掉了，不是吗？”
桌后的人仍低着头。
“为什么这么说？”
“您刚才也听见了。西园寺一旦认真起来，可不是开玩笑的。”
说到这里，对方停了一下。
“只要科尔曼还在东京，这张网继续收紧下去，找到他只是时间问题。”
桌后的人把手里的报告翻过去。
“可能吧。”
这个回答让坐在对面的人笑了一声。
“既然您也是这么想的，刚才为什么还要告诉他会安排路线？”
“因为他需要相信有人会来救他。”
桌后的人终于抬起头。
“科尔曼干这行很多年了，如果他还认为自己只是暂时被困住，就会继续按照过去学到的东西做事，保持安静，尽量不留下痕迹，然后等下一条路线。”
“可如果他确定自己已经被放弃呢？”
他把文件放回桌上。
“那他首先考虑的就不再是怎么活着出去，而是怎样给自己准备后路。我不喜欢让一个知道太多东西的人，在绝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