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查结果确认了怀孕，大约六周。医生是霍砚礼通过关系预约的顶尖产科专家，一位五十多岁、气质干练的女医生。她详细解释了所有数据，回答了宋知意一连串极其专业、甚至有些尖锐的问题（关于孕期继续高强度脑力工作的可行性、长途飞行的风险、药物安全边界等），态度专业且毫无被冒犯的不悦。
“很多外交官和法律界女性都在孕期坚持工作到最后几周，只要注意监测，调整节奏，是可行的。”医生最后说，“关键在于周密的计划和强大的支持系统。”她看了一眼始终安静坐在一旁、只在宋知意目光示意时才补充一两句关键信息的霍砚礼，笑了笑：“你先生看起来像是很擅长做计划的人。”
从诊所出来，纽约的雨停了，天空露出一角灰蓝。坐进车里，宋知意没有立刻说话。霍砚礼也没启动引擎，只是等着。
“我需要和劳拉谈谈。”宋知意忽然说。
“现在？”霍砚礼看了看表，“她应该在办公室。我送你过去？”
“不，电话就行。”宋知意拿出手机，深吸一口气，拨通了那位联合国资深同事的号码。劳拉·科斯塔，巴西裔，气候谈判首席代表，三个孩子的母亲，以犀利智慧和高效著称。
电话很快接通。宋知意没有寒暄，直接说明了情况，然后问：“劳拉，我想知道，当初你是如何做决定的？以及，现实和想象的区别有多大？”
电话那头，劳拉爽朗的笑声传来：“啊，亲爱的宋！首先，恭喜！或者祝贺你获得了人生中最具挑战性也最有趣的一个新项目！”
她的语气让宋知意紧绷的神经松弛了一毫米。
“我第一个孩子也是意外。”劳拉继续说，语速很快，“我当时正在准备一次关键的缔约方会议。我的决定过程很简单：我问自己，如果放弃这个孩子，十年后我会不会后悔？答案是：会。然后我问自己，如果留下他，我能不能找到办法继续我的工作？答案是：必须能。”她顿了顿，“现实当然很艰难，孕吐、疲劳、无数个不眠夜。但好处是，怀孕和育儿强迫我学会了前所未有的效率和时间管理。而且，看着一个孩子用全新的眼睛看世界，会让你对自己工作的意义有更深的理解，你在为他们的未来谈判。”
劳拉给了几个非常具体的建议：如何灵活工作安排，如何组建可靠的育儿支持团队，哪些资源可以利用。最后她说：“宋，你不是一个人做这件事。让你那位看起来很厉害的丈夫动起来。这是团队项目。”
挂断电话，宋知意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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