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关键节点。这说明对方能量很大，而且决心很坚决——就是要从根本上消灭最直接的物证。”
“同样的，”他继续道，“你们提交到检察院的材料被退回，交警队那边关于事故的原始记录、特别是道路监控录像……我几乎可以断定，凡是能直接、清晰证明事发当时情况的电子证据，现在很可能已经‘不存在’了。”
林晓月脸色更白，“那……孙律师，您的意思是，我们没办法了？”
“在法律层面，证据是诉讼的基石。”孙道义坦言，“尤其是这类刑事案件，缺乏核心物证和书证，仅凭被害人亲属单方面陈述，很难立案，更别说追究刑责。秦家敢这么干，就是吃准了这一点。”
韩浩一直安静地听着，此时开口，“开个价吧，孙律师。这个案子，你接不接？多少钱？”
孙道义看向韩浩，目光中带着审视。
他看得出这个年轻人不是随口问问，那种平静下的笃定，不像普通当事人。
他沉吟了一下，缓缓摇头，“这位先生，现在可能不是钱的问题。而是……即使我接了，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能做的事情也非常有限，很可能徒劳无功，还会彻底得罪秦家。我们这行，有时候也要考虑风险。”
林晓月急了，“孙律师，您经验丰富，难道就没有一点别的办法吗？比如……其他途径的证据？”
“人证……”孙道义站起身，在堆满案卷的办公室里踱了两步，思考着，“理论上，如果能有可靠的、未被收买的目击证人，详细描述事发经过，尤其是能指证肇事司机状态（如酒驾）、事后行为等，结合其他间接证据，或许还能形成一条证据链，有一线希望。”
但他随即又摇了摇头，苦笑一下，“可是，对方连交警队的监控都能处理掉，会留下明显的目击证人这个漏洞吗？恐怕事故发生后，他们第一时间就去接触甚至‘安抚’可能的目击者了。让证人改口，对他们来说，并不比删除监控录像难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