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问。”
“从旧食堂的四口灶，到现在五个分区、二十口灶、两台封装机的正规工厂，前后不到一年。您觉得这一路走来最难的是什么？”
陈桂兰想了想，没说钱和也没说其他的，“最难的是让大伙儿相信，这事能成。”
她往厂房门口走了两步，目光落在外头忙碌的军嫂们身上。
“合作社刚成立的时候，我们没有厂房也没有一个合适地点，就在院子里熬酱的时候，好多人觉得我们瞎折腾。几个军属凑在一块儿熬点酱，能有什么出息？就连我们自己人，心里也打鼓。”
“后来呢？”
“后来第一批酱卖出去了，钱到手了，大伙儿的腰杆子就硬了。”
陈桂兰语气平淡，“人就是这样，光靠嘴说没用，得让她们看见实实在在的东西。钱是实在的，订单是实在的，报纸上的字也是实在的。”
周敏之手里的笔顿了一下，抬头看她。
“婶子，您说的'报纸上的字'，是指上回那篇报道？”
“对。”
陈桂兰点头，“你那篇稿子见报以后，不光订单来了，人心也齐了。以前还有人犹犹豫豫，怕被人说闲话，怕搞个体户丢人。报纸一登，省里都认可了，谁还好意思说三道四？”
周敏之把这段话一字不落地记下来，又问了几个关于生产流程和外贸订单的细节问题。
采访完陈桂兰，她又找了几个工人单独聊。
孙芳是第一个。
“孙芳同志，你是合作社最早的一批工人，现在已经是组长了。能说说你最大的变化吗？”
孙芳站在灶台边，手里还攥着一把木勺。
她想了好一会儿，才开口。
“以前我不识字，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去供销社买东西，人家找错钱我都看不出来。”
她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粗糙，指缝里还有洗不掉的酱色。
“现在我能看报纸，能算账，能管一个组二十多个人。上个月发工资，我拿了四十八块五。我娘家嫂子知道以后，专门跑来看我，处处讨好我，主动说要帮我照顾孩子，还说我现在有出息了，比她男人挣得都多。”
孙芳说到这里，笑了一下，眼眶却有点红。
“周记者，你不知道，我刚带着丫丫回去那会儿，她看我哪哪都不顺眼，说我带着赔钱货回来打秋风，吃白饭。明明我每天鸡打鸣就爬起来做一家七口人的饭。剁猪草、挑井水、浆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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