惩记录、将领履历等。赵机以“为修订《武经总要》参稽旧档”为由，申请调阅太平兴国二年北伐的相关卷宗。
管库的老吏见是吴元载赏识的赵讲议，未多刁难，只叮嘱道：“赵官人，北伐旧档多有忌讳，阅后即还，万勿抄录外传。”
“下官明白。”
档案库内光线昏暗，弥漫着陈年纸墨与防蠹草药的气味。赵机在浩如烟海的卷帙中，找到了标注“太平兴国二年，河北战事”的木匣。
打开匣子，里面是厚厚一叠文书。他小心翻阅，寻找与飞狐口之战相关的记录。
很快，他找到了兵部当年的战报抄件：“八月丙子，云州观察使李处耘率军出飞狐口，遇辽军主力伏击。激战竟日，所部伤亡逾七成，李处耘力战殉国。偏师杨继业部，原定申时抵援，迟至亥时方至，辽军已退……”
战报措辞简略，但字里行间，已暗指杨继业“延误军机”。
赵机又翻出后续的问责文书。兵部与御史台联署的奏疏中，列举了杨继业三条罪状：一、未按军令如期抵达；二、所部遇小股辽军阻击时“逡巡不进”；三、战后未能有效追击。建议“夺职流放，以儆效尤”。
奏疏后有太宗朱批：“准奏。念其旧功，流三千里，遇赦不赦。”
赵机皱眉。这些指控颇为笼统，“逡巡不进”、“未能追击”这样的表述，主观性太强。他继续翻找，希望能看到更具体的证据，比如杨继业本人的辩词、当时军中其他将领的证言、或是详细的行军记录。
然而，翻遍整个木匣，除了那份战报和问责奏疏，竟再无其他相关文书。这很不正常——如此重大的战事问责，按例应有详细调查记录、人证物证清单、乃至三司会审的卷宗。
他转而查找杨继业个人的履历档案。在一份泛黄的官员勘验文书中，找到了基本信息：杨继业，字重贵，太原人，原北汉建雄军节度使，太平兴国元年归宋，授郑州防御使。太平兴国二年北伐，任李处耘部偏师指挥使。同年九月论罪，流琼州。太平兴国四年，卒于流所。
文书末尾有一行小字注：“其家眷安置于汴京，长子延昭荫补三班奉职。”
赵机心中一动。杨继业的家属还在汴京？而且长子杨延昭已经入仕？这倒是个线索。
他将卷宗归位，走出档案库时，已是午后。阳光有些刺眼，他眯了眯眼，心中疑窦丛生。
档案的缺失太蹊跷。要么是有人故意销毁或隐匿了关键材料，要么是当年此案本就审理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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