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恣和林烈认真听着，都想从蔡惠英的故事里找到信心和参照。
“借钱来的。”周飞熟悉地讲述着，“说是借了五块钱离开莆田，后来去西安，在牛棚里做缝纫机。月租两块钱的牛棚，挺着大肚子做到生产前一天。生完孩子四天就又去干活了。月子期间，唯一的营养品就是一块钱买的十二个鸡蛋。”
车里安静了几秒，都被蔡惠英的经历震撼。
李伟强也很熟悉这个故事，他补充道，“反正后来她就来莫桑比克做木材生意，从零开始。什么都不懂，一句葡萄牙语不会，就敢来。被骗过，被抢过，得过疟疾，差点死在这儿。但她硬是撑下来了。现在她的仓储基地有一千二百亩，专门做非洲酸枝木，发回中国。这边的人叫她‘红木女王’。”
周飞眼里都是佩服，“一个女人，做到这样，现在还是‘一带一路’的文化使者，把中国工艺和非洲木材结合起来。七十多岁了，还在西安和非洲两头跑。上个月我还看见她在仓库里指挥装货呢。”
这些跌宕的记忆并没有吓到郑恣，反而让心里勇气的枝桠更加茂盛。
疟疾、抢劫、诈骗、语言不通，什么都没挡住那个年代的蔡惠英，她可以，她就可以。
郑恣看向林烈，林烈的疲惫正被蔡惠英的故事擦拭着，他收起手机看向窗外，面白车正在减速。
“到了。”李伟强给车熄火。
车子停在一个牌坊附近，牌坊上面写着三个大字：中国城。
郑恣和林烈跟着周飞下车，红的柱子，黄的琉璃瓦，典型的中国风格，在非洲的天空下显得有些格格不入，却又无比亲切。牌坊很高，上面雕着龙凤呈祥的图案，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牌坊后面是一条街，两边是店铺，招牌上不再是葡萄牙文，而是中文——福建餐厅、华联超市、中医诊所、木材贸易公司、建材商店、手机维修店……还有一家理发店，门口的牌子上写着“中国理发，十美元一次”。
被黑人包围的场面在这里稍稍降低，更多的是黄皮肤黑眼睛的人。有穿衬衫的，有穿T恤的，有穿工装的，有的在店里忙活，有的站在路边聊天，有的拎着菜篮子从超市出来。偶尔有几个黑人，也是穿着工作服，像是在这儿打工的，或者开着三轮车送货的。
空气中飘着熟悉的香味——酱油、醋、辣椒、大蒜，是中餐的味道。还有福建餐厅里飘出来的沙茶酱的香味，让郑恣忍不住吸了吸鼻子。
周飞像个向导，“你们看这个，想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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