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零年九月二十五日，凌晨四点四十七分。
清水湾录音棚的灯，还在倔强地亮着。
顾家辉瘫在控制室的转椅里，眼镜滑到鼻尖，眼前摊着第九稿乐谱。
他的手指在空气中虚按琴键，嘴里哼着不成调的旋律，像个走火入魔的钢琴鬼魂。
“不对……还是不对！”
他喃喃自语，“巴黎那段太飘了，抓不住。台北那段又太沉，飞不起来。”
黄沾蹲在墙角，面前堆了十七个咖啡纸杯。
他胡子三天没刮，头发乱得像被台风正面刮过.
手里攥着一支快写没墨的钢笔，在皱巴巴的稿纸上，瞎几把划拉着。
“飘？沉？”
他头也不抬，声音嘶哑得像砂纸磨木头，“辉哥，你能不能讲点人类能听懂的话？我要的是歌词，不是哲学论文！”
“哲学就是最高的歌词！”
顾家辉猛地坐直，眼镜差点飞出去，“你写‘左岸咖啡凉了第三杯’这种句子，美是美，但没有骨头！我要的是骨头！是那种一针扎下去，能见血的骨头！”
罗大佑坐在录音棚正中央的地板上，背靠着一台老式盘式录音机。
他抱着那把，从台北带来的破木吉他。
琴身漆都掉光了，露出原木的颜色。
他没说话，只是轻轻拨弦。
弹着一段古怪的调子，像是台湾恒春的月琴民谣，又混了点法式手风琴的滑音。
“大佑，你弹的是什么？”顾家辉突然转头。
“不知道。”
罗大佑诚实地说，“就是觉得，林文秀在台北等，艺术家在巴黎找，其实都是‘困’。一个困在时间里，一个困在空间里。但困久了，困本身就成了自由。”
仿佛为了证明自己的话，他左手按弦的力度突然加重，吉他的低音弦，发出沉闷的共振。
右手却用指甲背，轻轻刮过高音弦。
发出刺耳的、近乎哭泣的泛音。
顾家辉一听便愣住。
黄沾抬起头，布满血丝的眼睛，死死盯着罗大佑的手指。
几秒钟后，黄沾突然扔下笔。
扑到控制台前抓起对讲机：“录音师！把大佑刚才那段录下来！现在！立刻！”
凌晨五点二十一分。
录音师陈志文，顶着黑眼圈。
把刚才录下的三十七秒吉他片段，反复播放了十二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