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信封递给她：“你看一下。“
姜以夏接过去，站着把里面的文件看完，然后把文件放回信封，坐到他旁边。
“你要去吗？“她说。
“要去。“
语气很平，没有犹豫，这一点是清楚的，从他拆开那个信封开始就是清楚的。
姜以夏把信封放到茶几上，看着他：“你会说什么？“
林煜没有立刻回答。
他想了很长时间。
窗外的天色在慢慢暗下去，对面楼的灯一盏一盏亮起来，把窗玻璃映得有些发亮，光影浮在上面，不清晰。
“我不知道我会说什么。“他说。
姜以夏听到这个答案，没有追问，也没有试图帮他找答案，只是看着他。
她以前听过他说“我不知道“，说不知道规则视野的失真意味着什么，说不知道休息到什么时候，说不知道那套公交方案该怎么选——那些“不知道“都是他主动放下某件事的方式，是他选择不继续推的时候说的话。
但这次不一样。
这次的“不知道“是真的不知道，他会被放到证人席上，律师会提问，法官会在场，那个时候他没有办法说“你们自己判断“，没有办法把笔放回桌面，没有办法关掉电脑盖子，他必须开口，必须说点什么。
他不知道那个时候他会说什么。
这件事有一种奇怪的质地，和他这一年多来经历的那些事都不一样。
他从协和出来，把那支笔放回桌面，把结论留给别人，把选择权交还给不该由他来替代的人——他以为那是他学会的东西，“不是我的，我不拿“，他以为他学会了。
但法庭不在意他学会了什么。
法庭传唤他，是因为这件事在技术层面上有他无法回避的关联，那个算法是他写的，那个专利上有他的名字，那个技术在被人用、在产生后果，而那个后果现在到了法庭上，要一个说法。
这不是有人在向他索取什么，这是一件事情本来的走向——他做了一件事，那件事有了后果，后果来找他了。
他坐在沙发上，感受了一下这个感受。
它不像恐惧，不像委屈，更像是某种松动——不是那种悦快的松动，是一块他一直靠着的东西忽然不在了，他往后靠，发现身后是空的，必须重新找到重心。
他一直在学习不做选择，学习把东西放下，学习说“你们自己决定“。
但现在有一个时刻，选不选择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