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一日，《当代》第十一期如期而至，带着新鲜的油墨味儿，摆在了各个报刊亭最醒目的位置。
宿舍里，窗玻璃上蒙着一层薄薄的水汽。
罗锋几乎是跑着进来的，把杂志“啪”地拍在桌上，声音带着一股子兴奋劲儿：
“东健！行啊你！真上了！……不过，你给哥们儿交个底，”
他凑得更近，“你写的这，明面上是历史，骨子里是……‘改革文学’吧？
借张居正的‘考成法’，说咱们现在的事儿？”
张东健正在整理笔记，闻言手一顿。
抬起头，用一副“你可别害我”的眼神盯着罗锋，
“瞎说什么呢！我写的就是历史小说！明朝万历年间的历史小说！别的什么也没有！”
罗锋被他这反应噎了一下，眨巴眨巴眼，脸上那副“你骗傻子呢”的表情慢慢收了起来。
他看看张东健紧绷的脸，想起最近的一些风波，心里大概明白了七八分。
讪讪地摸了摸鼻子，憋憋嘴：
“得，得，历史小说，就历史小说……”
他没再纠缠这个，转而扬起手中的杂志，翻到连载的那几页，啧啧称赞起来，
“说真的，不看那些虚的，单说故事，你这小说写得真带劲！
我感觉比姚雪垠先生今年新出的《李自成》第三卷还有趣些。”
他这话倒不全是为了假话。
姚雪垠先生的《李自成》鸿篇巨制，今年发表第三卷，社会上反响很大，地位也特殊。
虽说写的也是明朝旧事，但那是从特殊年代就开始创作，得到过教员的称赞，某种意义上有着“护身符”。
否则，就李闯王那“均田免赋”的口号，搁在现在，也得惹来不少议论。
而张东健这篇《张居正》，虽以后世电视剧里的叙事为蓝本，
但更加聚焦于庙堂权谋、经济变革与人性挣扎，情节跌宕，人物鲜活，
确实多了几分“戏说”的趣味和可读性，也难怪罗锋觉得“更有趣”。
这期《当代》上，《张居正》连载了第一期，约四万余字。
故事从隆庆六年春二月起笔，隆庆皇帝盛年患病，怠于朝政。
恰在此时，广西里波传来匪患破城的急报。
主管兵部事务的内阁次辅张居正心急如焚，欲面圣禀报，却被司礼监太监孟冲层层阻挠。
情急之下，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