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大概会是一抹复杂的、带着欣慰与讽刺的微笑吧。
这不仅仅是一种话语的转换，更是权力合法性的转移。新政的合法性，不再仅仅依赖于李瑾个人的超凡智慧与武媚娘的至高权威，也不仅仅依赖于它们带来的实际成效，更依赖于它们已成为“传统”、成为“故事”、成为“本朝固有之制”这一事实本身。时间，为它们披上了一层坚固的铠甲。任何试图从根本上否定这套体系的人，都将发现，他面对的不仅是既得利益集团，不仅是庞大的官僚机器，更是整个社会在二三十年间形成的、强大的路径依赖与思维定势。推翻它，犹如试图让江河倒流，其难度与引发的动荡，将是难以想象的。
新政，已成祖制。这或许并非李瑾与武媚娘最初的刻意追求，但却是他们事业成功的最高标志，也是他们的遗产得以长久延续的最坚实保障。它们不再仅仅是“李武时代”的产物，而是深深地烙入了“大唐”这个庞大帝国的肌体与灵魂之中，成为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狄仁杰提起朱笔，在那份剑南道关于茶税的奏疏上，批了一个“可”字，并写下“着户部、度支司详议，务求便民利国，不失永贞以来均平之旨”。他知道，这“永贞以来”的“祖制”，将继续指引着这个帝国，在它既定的轨道上，向着未来运行下去。而他和他的同僚们，以及那位龙椅上的新帝，都已成为这套“祖制”的守护者与执行者，无论他们内心是否完全认同其每一个细节。
这便是历史的惯性，也是制度的力量。当开创者逝去，他们留下的最宝贵遗产，并非金银财宝，甚至不是赫赫武功，而是一套能够自行运转、并不断自我强化的规则体系。这套体系，将比任何个人的寿命都更为长久。
窗外，暮色渐合，长安城的万家灯火次第亮起。这座伟大的城市，乃至这个庞大的帝国，在李瑾与武媚娘燃起的火炬照耀下，狂奔了三十年。如今，火炬的执持者已然更替，但火炬本身的结构、燃烧的方式、照亮的道路，却已深深烙印在每一个行路者的心中与脚下，成为了新的、理所当然的“传统”。前路或许仍有崎岖，但至少，这照亮前路的方式，已被固定下来，成为了“祖制”，成为了“故事”，成为了后来者无需质疑、只需沿袭与微调的、脚下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