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治、武曌）时期定下的成例、以及本朝（神龙）已颁布的诏令法规。遇到宪章与成例未明确规定的新情况，则遵循“谋之于众，断之于独”的原则，由首辅在听取各方意见后，结合大局做出决断，并记录在案，作为日后参考。会议记录由专门的“会议纪事”官员负责，会后整理成文，与会阁臣签字画押，存档备查。
午后，整理好的、需要皇帝最终裁决的“阁帖”及会议纪要摘要，会由首辅或次辅亲自，或委派重要阁臣，送至皇帝日常理政的宣政殿（或甘露殿，视皇帝·习惯而定）。新帝李显，大多数时间会在那里等候。
初次面对这一整套流程时，李显是有些不适应甚至无所适从的。他习惯了以往作为太子聆听训导，或偶尔参与议事时只需发表看法，最终由母皇或亚父乾纲独断。如今，摆在他面前的，是一份份已然条分缕析、附有多套备选方案及阁臣意见、利弊分析的“作业”，只等他这个“最终批阅者”用印确认。许多时候，阁议已有倾向性意见，且理由充分，他若想推翻，必须有更强力的理由，并需承担决策可能带来的后果。这与他想象中“口含天宪，言出法随”的皇帝威权，颇有差距。
起初几日，他试图仔细阅读每一份文书，甚至想召见相关阁臣细细询问。但很快发现，奏报文书浩如烟海，阁帖也每日不断，若事事亲力亲为，即便不眠不休也难以应付。狄仁杰适时进言，委婉提醒：“陛下日理万机，当持其大纲。内阁所议，皆经众臣反复推敲，附有舆情、成例、数据佐证。陛下可详阅摘要，若有疑义，可随时召臣等垂询，或发回重议。然多数常例政务，依宪章、祖制、阁议而行，可保无大碍。陛下之要，在于察纳雅言，任用贤能，把握大政方向，而非陷于案牍琐事。”
李显并非蠢人，深知狄仁杰言之有理，这亦是《宪章》设计之本意——皇帝是最终裁决者与象征，内阁是行政中枢，两者制衡协作。他逐渐调整心态，将精力集中于几件大事：一是定期听取内阁关于重大事项的专题汇报（如边防、财政、重大工程）；二是亲自接见重要官员的任免（尤其是三品以上及地方大员）；三是关注科举取士与教化之事；四是留意可能动摇国本或引发民变的重大事件。至于日常政务，他更多地是行使“批红”权，对内阁呈送的阁帖，若无特别意见，便加盖“皇帝行玺”准奏；若有疑问，则朱笔批注，发回内阁“着再议”；若不同意，则需书面说明理由，内阁可抗辩，若皇帝坚持，则需记录在案，责任共担。
这一套流程，看似限制了皇权，实则也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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