绘出其东岸的局部轮廓，已属不易，但要准确确定其大小、形状、与旧大陆的相对距离，几乎不可能。
李瑾沉吟良久，缓缓道：“经纬度之难，非一时可解。然可据几点推断：其一，舰队自非洲西岸某处（约在此纬度）西行两月余见陆，以当时季风与洋流助力，日均航程约在百里至一百五十里之间（估算值），如此算来，此‘浩渺洋’之宽阔，恐不下万里。其二，郑和所见‘新陆’，‘山脉连绵，不见首尾’，绝非岛屿，其广袤可能远超你我所想。至于具体形状……” 他走到墙边，指着自己那幅“猜想图”上，在欧亚非大陆对面，用虚线勾勒出的、一片大致呈南北走向的模糊轮廓，“或许……大致如此。其南北狭长，东西宽度则未可知。我等所知的，仅是其一隅。绘图时，可如实标注‘据永昌四十二年舰队初探所绘，其地广袤，详情待考’，留出空白与疑问，不强作圆满，方是求真之道。”
僧一行等人连连点头。不强作解人，如实存疑，这正是科学的态度。他们开始调整绘图思路，不再追求绘制一幅“完整”的世界地图，而是绘制一幅“基于已知探索的、如实反映现有认知（包括未知和不确定）的航海总图”。
接下来的日子里，这样的讨论反复进行。李瑾凭借超越时代的宏观地理认知，为地图的总体框架和相对方位提供至关重要的“校准”与“猜想”；僧一行等人则运用唐代最先进的测绘、天文、数学知识，结合航行记录中的具体数据（日出日落时间、星辰高度、航行日志、水文特征等），进行艰苦的计算、推演和拼接。他们将舰队途径的重要地点（如好望角、几内亚湾附近、横渡大洋的起点、望乡湾等），尽可能准确地标注在正在成形的总图上，并用不同的线条和颜色，区分出已探索的航线、推测的航线、已知的陆地、推测的陆地轮廓以及完全的未知区域。
同时，对沿途物产、风土、人情的记录，也被分门别类整理，编纂成附属于总图的《寰宇风物志》初稿。那些奇异的动植物被绘图标注，土人的样貌、服饰、简易工具被临摹，特殊的气候、洋流、星象被记录。
这项工作耗时巨大。从永昌四十三年秋，一直持续到永昌四十五年夏。期间，又有一些零星的消息，通过阿拉伯商人或从东南亚返航的唐朝商船辗转传来，提及在遥远的西方（印度洋以西），似乎有唐人的大船队活动的模糊传闻，但无法证实是否郑和主力。这些真伪难辨的信息，也被谨慎地作为参考。
永昌四十五年六月，一幅划时代的巨制，终于在无数心血、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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