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学、出阁、就藩（如有）的年龄、师资选拔标准、学习内容（强调经史、治国、律法、舆地、算学并重）、考核方式。强调“储君之教，尤重德行与实务”，建议设立“观政”制度，让成年皇子定期到六部、州县观摩学习政务处理。
其二，明“廷议封驳之制”。 建议将涉及赋税、律令、征伐、大工、重要人事任免等“国之大事”，明确纳入必须经过“扩大廷议”的范围，参与者应包括宰相、相关部寺长官、御史台长官、以及轮值入朝的方面大员。廷议过程，“须令各方尽言，异同皆录于案”。同时，重申并强化门下省封驳权，规定除非紧急军情或特旨，被门下省依法驳回的诏敕，“宜加详酌，非确凿无误，不得强行”。强调此举旨在“集众智、防壅蔽、慎刑赏”。
其三，通“下情上达之途”。 建议在御史台原有职能基础上，增设或明确“察访民瘼、稽核冤滞”的专项职责，派御史或特使定期巡察地方，不仅查贪腐，更要了解赋役、司法、民生实情。进一步完善“登闻鼓”、“匦函”等直诉制度，简化程序，明确受理、核查、反馈的时限与责任，严防各级官府阻遏。将“狱讼无冤、赋役均平、民无嗟怨”作为地方官考课的重要标准。
其四，修“律令细则以利民”。 建议由刑部、大理寺牵头，会同熟悉地方事务的官员，对《永徽律疏》中关于田宅、钱债、婚姻、继承等民间常涉讼争的部分，进行系统梳理，制定更详尽的“例”或“细则”，力求“条文清晰，断案有据，吏不得因缘为奸”。重申“死刑复核”必须从严，规定“非经刑部详复、大理寺平议，不得决；情实可矜、疑窦未消者，必奏请上裁”。
其五，重“实务杂学之用”。 建议在翰林院或秘书省下设“博学馆”（名称可再议），不拘一格，招揽精通算学、天文、水利、农桑、医药、匠作等“实务之学”的才士，给予俸禄、提供研究条件，其成果“可供有司咨访，以利国计民生”。这并非要设立独立的“科学院”，而是试图在现有体制内，为自然科学和应用技术争取一点点空间和认可。
李瑾口述得很慢，时断时续，但思路异常清晰。他刻意将这些建议包装成对“永昌盛世”的“查漏补缺”和“制度完善”，强调其目的是“使我朝法度愈明，治理愈精，盛世之基，垂于久远”。每一款建议，他都尽量引用经典（哪怕是牵强附会）或本朝祖制（如太宗纳谏、高宗修律）作为依据，使其看起来不那么“离经叛道”。
老文书记录完毕，已是深夜。李瑾仔细看了一遍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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