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悬在帝国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历史上，多少明君开创盛世，而庸主、昏君、暴君轻易便能将其毁于一旦？秦汉隋唐，循环往复，其根本症结，不就在于此吗？
他推行法治，试图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但《永昌律疏》再完善，最终的释法权、超越法律的特权，依然在皇室，在皇帝。“朕即法律”的幽灵，从未真正散去。他建立台谏、完善三省，试图形成制衡，但所有这些制度，其有效运行高度依赖于君主的开明与威信。一旦君主昏聩或故意破坏，这些制衡便如纸糊般脆弱。
“难道，我华夏数千年来，就跳不出这‘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治乱循环？难道，这庞大的帝国，这亿万的生灵，其命运永远要被一家一姓的传承所左右，在明君与昏君的交替中颠簸沉浮？我李瑾毕生心血，开创这前所未有之局面，难道最终仍不免归于旧辙，等待下一次崩塌与重生？” 一个冰冷而绝望的问题，在他心头反复叩问。
他又想到海外。澳洲的艰辛开拓，美洲的黄金狂热，南洋的文化交融……那些在全新土地上建立的新社区，某种程度上摆脱了中原千年积弊的沉重包袱，但又面临着全新的挑战和可能。他们正在形成的，会是一种怎样的社会形态？会更加平等、更有活力吗？还是会重蹈本土覆辙，甚至因为缺乏制衡而更快地滑向野蛮与专制？
他回望自己的一生，从现代穿越而来，带着超越千年的知识和理念。他改良了许多，推动了太多，但触摸到的，似乎始终是这个时代的天花板。他可以做一个杰出的修补匠，甚至是一个高明的建筑师，在旧房子的基础上增砖添瓦，修修补补，让它更坚固、更华丽。但房子的根本结构——那基于皇权天授、家天下、官僚政治的帝制框架——他能触动吗？敢触动吗？
不，或许，应该思考得更根本一些。 一个念头，如同暗夜中的闪电，骤然划过他的脑海，让他浑身一颤。既然已经走到了这里，既然已经看到了旧房子地基的裂痕，为什么不尝试去构想一座全新的、更牢固、更能庇佑万民长治久安的“大厦”的蓝图？哪怕这蓝图在他有生之年绝无可能建成，哪怕它惊世骇俗、被视为异端邪说，至少，留下这颗思想的种子，留给后来者，留给百年、千年之后，或许在某个合适的时机，能破土而出。
这个念头一旦生出，便如野火般蔓延，再也无法遏制。他重新坐回案前，但不再批阅奏章。他铺开一张崭新的、质地坚韧的宣纸，提起那支他最喜爱的狼毫笔，凝神静气，然后，重重地写下三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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