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粤之民，竞相浮海；知澳洲授田，则黔首之夫，愿赴蛮荒。商贾算及锱铢，新航路之利，动人心魄；士林谈说奇物，旧舆地之见，渐次崩析。
“然，” 苏琬笔锋一转，流露出史家特有的冷静与深远忧虑，“体系既扩， 隐患亦伏。 藩国远悬海外，政令往复，动辄经年， 朝廷鞭长莫及，掌控实难。诸王性情各异，澳王仁柔，金王锐进， 治道不同，他日强弱分明，必有龃龉。 且重洋阻隔，音讯时断， 倘藩国生变，或强邻（虽目下未见，然不可不防）觊觎，中央救之不及，弃之不能，是谓‘尾大不掉’之渐。更有甚者，金山之利，诱人如饴，恐竭泽而渔，激变土人；商旅纷沓，良莠不齐，或恃强凌弱，坏我声教。凡此种种，皆新政下之新题也。”
“故永昌之朝贡体系， 其表也，万国来朝，光耀史册；其里也，机遇与挑战并生，扩张与风险共存。陛下与重臣， 高坐明堂，规划者，乃千年帝国之蓝缕；四藩之军民， 搏浪万里，开拓者，实为文明播迁之先驱。然蓝缕如何不辍，先驱如何不迷，纽带如何不弛，声教如何不衰？此非一时一世可竟之功，实需后世子孙，以无穷之智慧，审时度势，损益斟酌，方能持盈保泰，使此前所未有之全球体系，不至崩解，反能历久弥新。 今其端已肇，其势已成，后世观史者，当于此永昌十六年之元日朝会，窥见一时代之转折焉。”
紫微宫中的朝贺之声早已散去，但此次朝贡所激起的涟漪，正以洛阳为中心，向着帝国的每一个角落，向着更遥远的海洋与大陆，扩散开去。一个更加庞大、更加复杂、同时也孕育着更多未知的“大唐世界体系”，其骨架已然搭起，血肉正在填充，而它的未来命运，将取决于朝堂上的每一次决策，海洋上的每一次航行，以及那些在遥远边疆，为生存、为财富、为理想，亦或仅仅是为了一份渺茫希望而奋斗的每一个“唐人”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