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临下的观察、研究、记录姿态，既满足了猎奇心和求知欲，又确保了文化主体性的不受动摇。
于是，在官方主导下，对异域风俗的收集、整理、研究工作更加系统化。鸿胪寺的官员、往来商旅、甚至边境的戍卒，都接到了留心记录外邦风土人情的指示。这些光怪陆离的见闻，被不断补充进日益庞大的档案之中。它们不仅满足了上层的好奇心，也悄然改变着一些有识之士对世界的认知。世界，原来并非只有“华夏”与“四夷”的简单二分，在已知的“四夷”之外，还有如此众多形态各异、难以用既有观念去简单归类的人群与文明。
苏琬在整理这些材料时，在私札中写道：“……观四方风俗，千奇百怪，有骇人听闻者，有匪夷所思者，亦有可悯可叹者。始知圣人制礼作乐，化民成俗之功，何其伟也！ 然天地生物，各禀其性，风俗之成，岂无因由？今我朝广采博收，非为慕异，实为知己知彼，镜鉴自身。见夷俗之野，愈当珍惜我礼乐之盛；知寰宇之广，愈当奋发以扬我声教。此或为天后与殿下深意所在。”
李瑾在翻阅越来越多、越来越详细的“异域风俗考”时，心中那份“大唐中心”的认知，也在悄然发生着微妙的变化。中心感并未消失，反而因对比而更显强烈，但这种中心感，不再仅仅建立在“天朝上国”的盲目自信上，而是开始与一种更广阔的世界图景、更复杂的文明比较联系起来。他知道，这些记录，连同那些天文、医药、算学知识一样，都在潜移默化地拓宽着这个帝国的视野，也在考验着它消化、理解和应对差异的能力。而这一切，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