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无形中给了地方上更多的“底气”和“回旋余地”。
在中央，阻力则以另一种更精致、更隐晦的方式呈现。
刑部衙门，一份来自河南道某州的复核案卷被打了回来。卷宗是关于一起田产纠纷，州县依新律中关于“契券不明，参照历年赋税凭证及邻佑证言”的条款做了判决。然而刑部某司的郎中批驳道：“新律此条，立意虽善，然过于琐细。历年赋税凭证，多有散佚、篡改；邻佑证言，易受人情贿买。以此为据，恐失之轻率，易启纷争。 此案还当以当事人供述及原有地契为主，细加推鞫为宜。”一番冠冕堂皇的理由，实质是认为新律的程序规定，干扰了他们更“信赖”的传统审讯方式（往往意味着更依赖口供和官员的“心证”）。
户部在推行新的、更规范的“市券”和商税征收办法时，也遇到了来自本部胥吏和关联商户的软抵抗。新的票据账簿系统，意味着更透明，也意味着某些环节的“油水”减少。于是，“票据印制不及”、“商户不惯使用”、“恐影响市易繁荣”等理由层出不穷，执行起来拖拖拉拉，新办法始终难以完全取代旧的、漏洞百出的习惯做法。
至于“司法参军事”的试点，在几个指定的州郡推进得更是举步维艰。被任命的“司法参军事”，往往品级不高，资历尚浅，在盘根错节的地方官场中孤立无援。刺史、县令们面上客气，但涉及实际权力和利益分配时，便处处设限。该给的卷宗拖延不给，该配合的调查敷衍了事，判案稍有不合“上意”，便被暗示“年轻气盛”、“不通实务”。更有甚者，地方豪强与胥吏勾结，故意制造些疑难案件，让新上任的“司法参军事”焦头烂额，威信扫地。
而“代书人”制度的尝试，则在大多数地方几乎悄无声息。除了洛阳、长安等少数大都市，有几个像宋璟那样的人去申请了那个需要层层审核、严格约束、报酬有限的“凭照”外，在更广阔的地域，百姓根本不知道有这回事，或者知道了也不信任。传统的“讼棍”们依旧在灰色地带活动，只是行事可能稍微“规范”了一点，或者换了个名头。而大多数百姓，遇到纠纷，首选依然是宗族调解、私下解决，或者忍气吞声。那贴在墙上的、文绉绉的新律告示，对他们而言，如同天书，遥远而无关。
刘晏从江淮催运粮赋回来，带回的不仅仅是钱粮，还有沿途所见所闻的沉重现实。他在向李瑾和狄仁杰汇报时，素来清朗的脸上蒙着一层阴郁：“……州县官吏，于新律，言则称善，行则多违。告示贴于墙上，便算‘宣教’；判决书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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