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的法律知识普及运动，如同涓涓细流，开始缓慢地、阻力重重地向帝国庞大而凝滞的社会肌体渗透。它的效果是微弱的，它的覆盖是有限的，它的未来充满不确定性。在广袤的乡村，绝大多数农民依然遵循着千百年来的习惯和宗法，对遥远庙堂颁布的“新律”茫然无知或漠不关心。在官场，许多胥吏和低级官员，对需要“普法”、“说理”感到厌烦和不适应，阳奉阴违者不在少数。
但变化毕竟开始了。在神都的茶馆酒肆，开始有人谈论“新律说的‘市券’是何物”；在州县衙门附近，开始有胆大的百姓，拿着按了新指印的契约，试探着询问官吏；在少数试行宣讲的乡里，开始有老人疑惑地讨论“难道女儿真的也能分一点田产？”；甚至，像宋璟那样的“代书人”，也开始接到一些关于新式契约纠纷的咨询……
“普法天下行”，这不仅仅是将法律条文传播出去，更是一场试图改变千百年来“法藏于官”、“威不可测”传统的隐秘革命。它播撒的，不仅是具体的法律知识，更是一颗名为“规则意识”和“权利萌芽”的种子。这颗种子落在坚硬而贫瘠的土壤里，绝大多数可能无法发芽，但只要有极少数的几颗，能在石缝中扎根，或许，就能在未来，为这个古老的帝国，带来一丝不一样的、微弱却坚韧的生机。
李瑾站在文学馆的阁楼上，望着远处市集上隐约可见的“新律告示墙”前聚集的人群，心中没有多少喜悦，只有沉甸甸的责任和清醒的认知。他知道，这仅仅是一小步，前方是更为漫长、更为艰难的“法治代人治”的征程，而真正的阻力，或许才刚刚开始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