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据。登记备案制虽然带来了约束，但也某种程度上给予了“合法”身份（只要不触犯禁条）。一些胆子大、头脑活的书商，已经开始琢磨如何在不越界的前提下，继续吸引读者。
更多的士人和普通民众，则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明确信号：朝廷承认了民间出版和议论的既成事实，并试图将其纳入管理。未来，笔下的文字，将不再仅仅受制于模糊的道德禁忌和官府的喜怒，而是有了一部相对明晰（尽管仍有许多模糊地带）的成文律法作为准则。这是一种约束，也未尝不是一种保护（至少理论上如此）。
《出版法》的颁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转折。 它试图为因技术爆炸而失控的言论野马套上笼头，划定跑道。它既是规范，也是承认；既是限制，也是引导。它能否真正实现“疏堵结合、宽严相济”的初衷，取决于执行者的智慧，更取决于未来朝堂与民间、新旧思想之间，那永无止息的碰撞与博弈。法律已经落下，但关于言论边界的试探、挑战、冲突与重新定义，才刚刚开始。而所有人都隐约感觉到，这部律法所试图规范的，远不止是白纸黑字，更是这个帝国在剧变时代，那躁动不安的思想与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