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乡。沉重的兵役（包括番上宿卫和征防戍边）和自备资装，更是压垮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富户可以通过纳资代役、贿赂官吏、挂靠权势等方式逃避兵役，而真正的重担，全数落在了那些本就贫困不堪的底层农户身上。恶性循环之下，府兵逃亡日众，在籍者多为老弱贫病，战斗力几近于无。
河东道的情况更为触目惊心。一份来自河东节度使的紧急奏报，被以六百里加急送至长安，直接呈送到了政事堂和紫微宫。
奏报中，河东节度使痛陈：“……奉命征发辖内府兵五千赴陇右。然各折冲府名实难副，在籍者十不存三，存者亦多羸弱不堪驱使，器甲残缺，马匹全无。更兼去岁北地遭灾，今岁粮荒，民多菜色，强征之，恐生变乱。臣遣员四出招募，应者寥寥，偶有骁勇，索要安家、资装钱动辄数十千，地方府库空虚，无力支应。截止行文，仅得兵千余，老弱参半，恐误戎机……”
这封奏报，如同一记重锤，敲在了本就因朝堂僵局而焦头烂额的朝廷中枢头上。它用最冰冷的数字和最直白的语言宣告：帝国曾经高效、低成本的征兵体系，已经彻底崩溃了。朝廷不仅无法像过去那样，迅速从民间征发一支规模可观、装备自给、有一定战斗力的军队，甚至连维持边镇基本戍守的轮换兵员，都成了难以完成的任务。
兵部尚书崔知温捧着这份奏报，手都在发抖。他不是不知道府兵制早已弊病丛生，但恶化到如此地步，还是超出了他的预料。“无兵可交……无兵可交啊！” 他在政事堂的会议上，几乎是哀叹着说出这句话，“关中、河东尚且如此，河北、河南、江淮等地，恐怕……恐怕更是……”
刘祎之、韦思谦等革新派官员面面相觑，脸上都蒙上了一层阴影。他们一直在为财政、吏治、新政争吵不休，却未曾想，帝国的武力根基，已然朽坏至此。没有一支可靠、听命于中央的军队，任何改革，任何政策，都如同沙滩上的城堡，不堪一击。
保守派的官员也陷入了沉默。他们可以抨击新政“扰民”，可以鼓吹“仁政”，但当外敌铁蹄可能踏破国门时，所有的空谈都显得苍白无力。他们中有人暗自心惊，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远超朝堂上的意气之争。
消息传到紫微宫，武则天震怒，却也感到一阵刺骨的寒意。她深知军队的重要性，那是她掌控权力、威慑内外的根本保障之一。府兵制的崩溃，意味着中央对武力的控制力在急剧衰减。她立刻下诏，严令兵部、各道节度使、都督府，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凑齐兵员，如期开赴陇右。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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