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部司主事，杜景俭，冒昧陈言。” 他声音沉稳，带着一丝关陇口音，“新政劝课农桑，广修水利，推广新式农具，成效斐然。以京畿道、河南道为例，近三年来，新辟水田、官田、及整理荒废陂塘复垦之田，据有司统计，不下百万亩。去岁两河略遇水旱，然因新渠堰、筒车之利，受灾远轻于往岁。此乃新政之大利，百姓之福音。”
他话锋一转：“然，弊端亦存。其一，地方有司为求政绩，有时强令百姓改种新推之‘嘉禾’等作物，或强征民夫于农忙时兴修水利，反致民怨。其二，新式农具如曲辕犁、筒车等，虽利耕作灌溉，然造价不菲，贫苦之家无力置办，多赖官府借贷或富户租用，常有胥吏与富户勾结，盘剥百姓。其三，水利工程，规划、督造、验收，权责不清，或有贪墨、虚报工料之弊。下官以为，兴利之举，贵在落实，尤需防其扰民、防其生弊。 当严考课，重实效，轻虚文；当完善新农具借贷、租用之法，使惠及贫户；当厘清工程权责，加强监察。”
李瑾微微颔首，示意他坐下，对身旁的刘祎之道：“景俭所言，切中肯綮。‘惠政扰民’，历来弊政。记下，稍后细议。”
有杜景俭开头，又有相王鼓励，其他人也渐渐放开了。一位来自户部度支司的年轻官员起身，谈及“两税核实”与“杂徭定限”新政，在遏制地方乱摊派、增加朝廷财政收入方面的显著效果，但也直言不讳地指出了执行中“胥吏上下其手，豪强转移税负，贫者未必真减，富者未必多纳”的问题，建议“当清丈田亩与核定户等并举，并需防胥吏与地方豪强勾结篡改簿册”。
又一位在江南东道担任过县令的官员，谈到了“三教同风堂”的教化作用，认为其在宣讲朝廷政令、调解民间纠纷、推广农桑知识方面确有实效，但也提到“个别僧道宣讲人员，借机敛财，或曲解经义，夹带私货，甚至有暗结乡党，干预词讼者”，建议加强宣讲人员的选拔、培训和监督。
还有一位曾在鸿胪寺任职、参与过市舶司事务的官员，盛赞开放海贸、设立市舶司带来的税收增长和奇货流通，但也指出“海商与沿海豪族、乃至某些官吏勾结，走私逃税、夹带违禁之物（如兵器、铜钱）现象时有发生，需强化稽查，并完善奖惩之制”。
发言越来越热烈，涉及的领域也越来越广。有人提到科举改革后，选拔的“通才”如何在刑部、大理寺发挥熟悉律法、明察秋毫的优势；也有人对“毁寺熔像”后，部分寺院田产清理、僧尼安置过程中出现的简单粗暴、激起民怨（尤其是笃信佛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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