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于仁厚、有时略显优柔的一面。例如，面对一份关于某州刺史“催科稍急，致民有小扰”的御史弹章，李弘的第一反应往往是：“刺史亦是为国征税，小民困苦亦需体恤，可否申饬即可，不必深究？” 而刘祎之则会指出：“殿下仁心，泽被苍生。然法不可废，纲纪不可弛。刺史催科，固有国法可依，然‘稍急’致‘小扰’，其中界限需明。若确有过当，当按律问责，以儆效尤，否则恐开‘扰民无咎’之渐。可令该道观察使详查，若实有情弊，则按律处分；若御史风闻不实，亦当还刺史清白。是非明，则赏罚公；赏罚公，则政令行。”
李弘听后，往往沉思良久，方采纳其议。他也开始有意识地阅读李瑾为他整理编纂的《贞观政要补遗》、《永徽以来典章制度辑要》，以及李瑾自己对历代治乱、特别是近期新政得失的点评笔记，试图从中寻找理政的智慧与分寸。
二、 初试锋芒，母子异同
数日后，一份来自河南道的奏疏，摆在了李弘案头。内容是关于“三教同风堂”在地方推行中遇到的阻力。某县士绅联名状告当地“同风堂”宣讲生（多为当地落魄书生或还俗僧道）“妄解经义，淆乱乡塾，且借宣讲之名，行敛财之实，乡民多有怨言”，请求朝廷予以裁撤或严加管束。
此事看似不大，却涉及敏感的意识形态政策。李弘召来刘祎之、元万顷商议。
元万顷道：“殿下，‘三教同风堂’乃天后与相王为教化百姓、敦厚风俗所设，意义重大。地方偶有执行偏差，或小人借机渔利，亦在所难免。然其大旨不可废。臣意，可责令该道观察使及州刺史严查，若确有不法，惩处为首者，整顿宣讲生队伍，但同风堂仍当保留，并加强督导。”
刘祎之补充：“不仅如此，还需令礼部下文，重申‘同风堂’宣讲之宗旨、规矩，明确其不得干预地方正常讼狱、赋税，不得强行摊派。可考虑从国子监或地方官学，选派品学兼优之生员，定期轮值宣讲，以提升其水准与声誉。”
李弘点头，觉得此议稳妥。他提笔准备批示，但顿了顿，又问：“此事……是否需禀明父皇、母后？”
刘祎之道：“依制，此事属‘常事’，殿下可自行裁决。然‘同风堂’涉及天后与相王所倡新政，若殿下觉得需谨慎，呈报紫微宫亦无不可。”
李弘思忖片刻，道：“既如此，便将我等着议之处理方案，附于奏疏之后，呈送父皇母后御览。一则示儿臣不敢专断，二则亦可请父皇母后圣裁，以策万全。”
然而，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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