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端”内容更是激烈反对。
一位国子监的老博士，在得知科举新规后，愤而上书，痛陈“以夷变夏，以妾僭夫，以释乱儒，国将不国”，并请求致仕还乡，以示抗议。一些在野的宿儒，也私下议论，讥讽“明堂不古，天堂不伦，经义杂糅，取士无方”。
对此，朝廷的应对是分化与威慑相结合。
对于那位老博士，武则天亲自挽留，给予丰厚赏赐，并任命其为新成立的“崇文馆”（类似国家意识形态研究中心）学士，负责“整理古籍，昌明圣学”，给予高位厚禄，但不予实权，实际上荣养起来。同时，大力提拔那些愿意接受新思想、积极阐释“三教同风”与“天命佛旨”的儒生，如北门学士中的刘祎之、元万顷等人，让他们掌握清要之职和文教话语权。胡萝卜与大棒并用，让异议者边缘化，让合作者占据要津。
对于私下的非议，御史台的耳目（包括来俊臣等酷吏体系）加强了对士人言论的监控。虽然未兴起大狱，但几次针对“谤讪时政”、“诋毁新制”的轻微处罚（如贬官、罚俸），足以让大多数人噤若寒蝉。朝廷明确传达出一个信息：在“忠君爱国、拥护新政”这个大前提下，学术见解可以讨论；但质疑根本的意识形态基础和权力结构，是绝对的红线。
太子李弘对此表达了忧虑。他私下对李瑾说：“叔父，堵民之口，甚于防川。 防民之口，且犹不可，况防士大夫之口乎？如此以势压之，恐非长治久安之道。”
李瑾看着日渐成熟的太子，语重心长：“弘儿，你所言乃王道正理。然非常之时，需用非常之策。 新旧交替，理念更迭，必有阵痛。如今母后与我所行之事，乃开数百年未有之局，触动的是千年积习、人心成见。若无雷霆手段廓清道路，若无明确标杆指引方向，则旧势力必反扑，新秩序难立。今日之‘压’，是为了明日之‘导’。 待新制稳固，新学昌明，下一代士子自幼受此熏陶，视此为当然，则舆论自成，无须再压。眼下，矫枉难免过正。 你要学的，不仅是仁恕之道，亦需明白，有时，暂时的‘不仁’，恰是为了更长远的‘大仁’——天下之仁，秩序之仁。”
李弘默然，他知道叔父所言有其道理，但内心那份对“道统”和“清议”的尊重，让他依然感到沉重。
五、 明堂大典：日月当空
麟德二十一年九月甲子，秋高气爽，吉日良时。武则天与李治（虽病体沉重，但坚持出席）御驾亲临，在新建成的明堂，举行规模空前的布政大典暨受图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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