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籍者已逾三十万，未度牒而私度的‘伪滥僧’、依附寺院的‘白徒’、‘养女’更是不计其数。寺院放贷取利，质舍庄园，侵夺细民，以致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长此以往，朝廷租庸调从何而出？府兵制根基何在？此乃动摇国本之祸，不得不察啊！”
他手中的，是御史台几位御史，结合地方州府上报，整理出的《请沙汰僧尼、检括寺田疏》的摘要。奏疏中详细列举了寺院经济膨胀的诸般乱象：一是通过“赏赐”、“捐献”、“购置”、“强占”等方式，大肆兼并土地。不仅皇家、贵族、富商为求福报，动辄“舍宅为寺”、“捐田供养”，寺院自身也利用其免税特权、雄厚资金，参与土地买卖，甚至通过“质押借贷”（即“寺库”或“长生库”业务）盘剥农民，最终兼并其田产。二是隐匿人口，逃避赋役。农民为躲避繁重赋税和兵役，往往“带田投附”或“出家为僧”，将田产伪报为寺产，自身则成为寺院的依附农民（“僧祇户”、“寺户”），只向寺院纳租服役，不向国家缴税当兵。三是从事商业、高利贷，与民争利。大寺院往往经营碾硙（水力磨坊）、店铺、质库（当铺）、车坊，甚至参与海外贸易（通过代理人），资金雄厚，又享有免税特权，严重冲击正常商业秩序。四是寺院建筑竞相奢华，耗费无度。一座大寺，往往“殚尽财力，雕镂金碧”，占用大量社会财富和劳动力。
韦陟话音刚落，中书侍郎、同时也是虔诚佛教徒的崔知温便出列反驳：“韦尚书此言，未免危言耸听，以偏概全。佛门乃清净之地，导人向善，陛下与天后亦尊崇佛法，为社稷祈福。寺院田产，多赖信众自愿供奉，或朝廷赏赐，用以供养僧众，缮修佛像，弘扬佛法，此乃功德无量之事，何来‘动摇国本’？至于少数不肖僧徒，或有伪滥，乃管理不善所致，岂可因噎废食，归咎于佛法？”
另一位出身世家、与寺院经济有千丝万缕联系（家族常向寺院布施以求庇护，或与寺院有土地、商业往来）的宰相李敬玄也缓声道：“崔侍郎言之有理。佛法慈悲，化导民心，有助于王化。寺院广有田产，亦能赈济灾荒，安抚流民。前年河北旱灾，不少寺院开仓放粥，活人无数，此非功耶？朝廷租调减少，当从均田、户籍、吏治上着手，岂可专责于佛门？”
支持韦陟的官员则纷纷引经据典，从历史教训（如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灭佛的经济政治背景）、现实财政危机、社会不公等角度，力陈抑制寺院经济膨胀的必要性。朝堂上顿时分成两派，争执不下。一派以务实派官僚、财政官员为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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