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仅仅是战争赔款，更是对倭国地脉资源的直接、持续抽取。这些“倭银”、“倭金”，质地相对纯净，被迅速熔铸成标准官锭，成为帝国财政最直接的补充。
其次，是市舶司的税收与博买利润。 这是最大、最持续、增长最快的来源。市舶司不仅对进出口货物征收“舶脚”、“抽解”（实物税），更对许多高利润的进口商品（如香料、珠宝、象牙）实行“禁榷”或“博买”，即以官方定价优先收购，再专卖或加价出售，利润极高。以往这些利润多被地方、官吏、中间商层层盘剥，朝廷所得有限。如今，在相对严密、透明的市舶司制度下，大部分税收和博买利润，都以金银或可直接兑换金银的“轻货”（丝绸、瓷器等）形式，解送中央。五大市舶司，如同五台强劲的抽水机，从浩瀚的国际贸易中，将贵金属源源不断地泵入帝国的财政血管。
然而，最根本、规模也最难以精确统计的，是民间贸易带来的巨额顺差。 大唐的瓷器、丝绸、茶叶、铁器、书籍等商品，在海外市场具有几乎垄断性的竞争力，价格高昂且需求旺盛。而海外输入的商品，除了香料、珠宝等奢侈品，多数是大唐不那么急需，或可替代性较强的。这就造成了持续、巨大的贸易顺差。番商、海商为了购买大唐货物，必须支付硬通货——黄金、白银，或能够迅速变现为金银的波斯、大食银币。于是，在每一次交易中，在每一艘返航的唐船底舱里，在每一个海商巨贾的密库中，在遍布全国的“柜坊”保险箱里，金银如同百川归海，从日本、新罗、南洋、天竺、波斯、大食、乃至更遥远的拂菻、非洲海岸，悄无声息却无可阻挡地流入大唐，沉淀下来。
这股金银洪流，首先充盈了国库。皇帝的内库、朝廷的左藏、太府寺的仓库，前所未有的充实。这使得朝廷在应对水师扩张（更多战舰、更优饷械）、边军赏赐、大型工程（如河工、驰道、宫室修缮）、灾害赈济乃至对外赏赐时，底气十足。户部官员们开始头疼的不再是“钱不够”，而是“钱太多，如何保值、如何有效投放、如何防止物价腾贵”。传统的以实物（绢帛、粮食）为主的税收和支付体系，在金银的冲击下开始松动，金银作为价值尺度和支付手段的职能空前增强。
其次，滋养了新兴的海商、手工业主和金融家。大海商们通过贸易赚取了海量金银，他们不仅用于奢侈消费、购置田产，更将巨资投入再生产：订购更大更多的海船，投资矿山、工场，开设柜坊经营汇兑借贷。岭南、江浙一带，出现了专门从事金银熔铸、鉴别、兑换的“金银铺”，生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