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被尝试引种。热带水果如椰子、芒果、菠萝蜜的植株或种子被带来，虽然多数只能在岭南的园圃中存活，但已为唐人打开了新的味觉世界。西瓜的种子可能已通过回鹘或西域商路传入，在北方沙地试种。这些植物，随着贸易和人员流动，缓慢而坚定地改变着帝国的作物版图和百姓的餐桌。
此外，一些具有实用价值的海外知识和技术，也夹杂在商品中悄然流入。大食、波斯商人带来的天文历算知识（如更精确的星表）、医药知识（如新的草药、药方，特别是外科和眼科的一些方法）、数学知识（如阿拉伯数字的早期形态和计算技巧）被司天台、太医署、格物院的敏锐学者所注意、研究、消化。虽然此时主要是单向的“拿来”和本土化，但这种涓涓细流的知识交换，正在缓慢拓宽大唐学术的视野。一些精巧的机械装置，如波斯水钟（ clepsydra）、风车、自动玩偶（被唐人视作“奇技淫巧”，但也激发了格物院工匠的兴趣）也作为贡品或商品输入，为帝国的能工巧匠提供了新的灵感。
市舶司的栈场和互市，成了这些“奇珍”的第一道分拣站和集散地。看验吏和牙人们仔细评估、登记、征税，然后将它们分类：最顶级的香料、宝石、象牙、珍木，往往被列为“禁榷”或“博买”品，即由官府优先收购，一部分送入宫廷内库，一部分由官府专卖，利润归入国库。其余则允许番商在互市与大唐商贾自由交易。于是，这些海外奇珍，如同被投入水中的石子，其涟漪从港口迅速扩散。
在广州、扬州、洛阳、长安的西市、东市，专营“香药铺”、“珠宝行”、“番货栈”的商号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富商大贾、高门子弟、贵妇名媛流连其间，挑选着来自万里之外的珍奇。胡商开设的酒肆、食店，用来自波斯的“三勒浆”（一种果酒）、大食的椰枣、天竺的咖喱（雏形）香料烹饪的“胡食”，吸引着追求新奇的长安少年。宫廷宴会，用上了镶嵌番邦宝石的金银器皿，燃起了价比黄金的龙涎香、沉香，品尝着用胡椒、豆蔻精心调制的炙肉。贵妇的妆奁里，多了波斯风格的琉璃瓶装的蔷薇水（香水），发髻上插着玳瑁簪、珊瑚步摇。文人的书斋里，可能摆上了天竺的贝叶经（作为艺术品），或用檀香木雕刻的笔架。
这股“奇珍入唐”的洪流，其意义远超单纯的物质输入。它极大地丰富了大唐的物质文化生活，刺激了消费欲望和奢侈风气，也为手工业提供了新的原料和设计灵感（如金银器、玉器、漆器、纺织品的纹样开始融入更多中亚、波斯风格）。更重要的是，它以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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