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向，顺应了武则天肃清异己思想的需求，又提出了相对“温和”且有建设性的补充意见：甄别保存有用知识，以及利用《大唐报》进行正面引导。既显示了与中央保持一致的态度，又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打击面无限扩大，并为《大唐报》争取了更重要的舆论教化功能。
帘后沉默了片刻，武则天的声音再次响起，听不出什么情绪：“梁国公思虑周详，老成谋国。‘禁其邪说，存其知识’，此言甚善。便依梁国公所奏，于查禁之外，着秘书省等遴选醇儒，对收缴书籍予以甄别，有用者录存，妖妄者焚毁。至于以《大唐报》导人向正，更是良策，梁国公可着报局用心办理。”
“臣遵旨。” 李瑾躬身领命。他知道，自己的建议被采纳，并非天后改变了主意，而是自己的提议在“禁”的大前提下，提供了更稳妥、更少后患的执行方案，并且将《大唐报》的作用提升到了“正本清源”的高度，这符合天后的根本利益。
一场席卷全国的禁书风暴，就此以更明确、更严厉的形式拉开序幕。诏书很快颁行天下，措辞严厉，限令一月之内，所有私藏谶纬、图谶、符命、预言歌谣等“妖书”者，必须自行赴官焚毁，否则严惩不贷。鼓励告发，告发者赏，隐匿者同罪。地方官府闻风而动，一时间，各地州府县衙前，焚烧“禁书”的火焰此起彼伏，浓烟滚滚。有人为了避祸，将家中稍涉怪力乱神的书籍，甚至一些正经的阴阳五行、占卜星相典籍，也一并拿出焚毁。士林之中，更是人人自危，相互告诫，莫谈谶纬，莫藏异书。
李义府、崔谧等人主持的查办，则更加雷厉风行。借着这道诏令，他们罗织罪名，打击异己。一些与关陇世家过从甚密、或曾对“圣母临人”流露出不满的官员、文人，被以“私藏妖书”、“传播谤言”的罪名下狱。抄家、审讯、流放……恐怖的气氛在官场和部分士人圈中弥漫。虽然李瑾“甄别存录”的建议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滥杀，但政治清洗的味道，已然浓得化不开。
而与此同时，《大唐报》按照李瑾的指示，连续刊发系列文章。有考证谶纬起源、指出其多系后人附会伪造的考据文；有列举历代因迷信谶纬而身死国灭教训的史论；有讲解农时节气、天文历法等自然知识的科普短文；更有大量宣扬“人定胜天”、“勤俭致富”、“忠君爱国”的劝世良言。虽然其中不可避免地夹杂着对“天命所归”、“圣母临人”的颂扬，但整体上，确实在尝试用一种相对“理性”（以当时的标准）和务实的态度，去引导舆论，抵消谶纬迷信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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