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子、权臣、清流、世家之间把握平衡；如何让这份报纸不仅仅是歌功颂德的工具，也能承载一些真正的谏言和不同的声音，哪怕极其有限……这些都是比应对流言更复杂、更长期的挑战。
“国公，这期的‘驳讹正谬’栏，有一篇来稿，是国子监一位司业撰写的，辨析‘牝鸡司晨’之说的荒谬，引经据典，文采斐然，但……言辞颇为犀利，直接驳斥了一些古板儒生的论调。” 报局主编，那位刚直的御史，拿着一份文稿，有些犹豫地呈上。
李瑾接过，快速浏览。文章写得确实不错，逻辑清晰，论据有力，直指那些以“妇人干政”为由攻击武则天的言论。但这篇文章一旦刊出，必然会在士林引起轩然大波，支持者拍手称快，反对者则会视《大唐报》为天后张目的急先锋，攻击的矛头可能直接从流言转向报纸本身，甚至波及到他。
是刊，还是不刊？
李瑾沉吟片刻。这是一个机会，也是一个风险。直接为天后执政的合法性进行理论辩护，这比报道具体事迹更进一步，是意识形态层面的主动出击。但时机是否成熟？《大唐报》的根基是否稳固到足以承受随之而来的攻讦？
“文章先留下。” 李瑾将文稿放在案头，“此事，需从长计议。或许，不必如此直白。可以约请几位大儒，撰文探讨‘贤内助’于国于家之重要性，或论‘才德’与‘性别’之本末，润物细无声，效果或更佳。”
他需要更谨慎地衡量。舆论的阵地已经开辟，但如何巩固，如何拓展，如何在这阵地之上，既捍卫他想捍卫的，也播下他期望的种子，这需要智慧，更需要耐心和时机。
《大唐报》的墨香，已经开始在帝国的空气中弥漫。它能否真的“文章定是非”，尚需时间检验。但至少，它让一种不同于“天启”神谕和污言秽语的声音，得以发出，并被越来越多的人听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