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讲学所思，略陈陋见，权作引玉之砖，供陛下与诸位相公参详斧正。” 李瑾先摆出极低姿态，然后缓缓道，“臣以为，吐蕃之事，可分三层面看。其一，辨其虚实；其二，筹其利害；其三，定其方略。”
“哦？何为辨其虚实？” 李治似乎有了点兴趣。
“回陛下，吐蕃赞普上表申饬部众、请赏、求市，其言可谓恭顺。然边报所言，侵扰劫掠，其行可谓猖獗。此言行不一，便是虚实之关键。” 李瑾侃侃而谈，“其虚者，在赞普或无力完全约束骄兵悍将、边远部族，此乃吐蕃内政不修、王权未固之象。其实者，在吐蕃觊觎我边境财货、试探我朝反应、并借互市之名，行壮大其实力之实。故，不可因其表文恭顺而全然信之，亦不可因其部族侵扰而贸然兴大兵征讨。当细察其国内政局、各部矛盾、乃至其与吐谷浑、党项等周边势力之关系，辨明何处是其软肋，何处是其必争。”
这番话，跳出了简单的“忠奸”判断，从吐蕃内部政治结构和地缘博弈角度分析，思路颇为新颖。长孙无忌捋须不语，李勣（军事重臣）则微微颔首。
“那筹其利害又如何？” 这次发问的是兵部尚书任雅相。
“利害者，在于我朝应对之得失。” 李瑾从容道，“若骤兴大军讨伐，吐蕃地处高原，天寒路远，补给艰难，我军劳师远征，胜负难料，纵使得胜，亦难久驻，空耗国力，此为一害。若一味怀柔，厚加赏赐，允其互市，则恐使其以为我朝软弱，贪欲愈炽，侵扰更频，且资其茶帛铁器，反壮其力，养成大患，此为二害。”
“如此说来，战和皆有害，莫非束手无策？” 萧瑀冷哼一声，出言质问。他是倾向于怀柔安抚的一派，对李瑾分析“厚赏”之害显然不悦。
“萧相恕罪，下官非此意。” 李瑾不卑不亢，“下官以为，当取‘战’与‘和’之长，避其短，行‘以战促和，以和备战，以商疲敌，以间分势’之策。”
“以战促和，以和备战，以商疲敌，以间分势？” 李治重复了一遍，眼中光芒微动，“详细说来。”
“是。” 李瑾整理思绪，将现代博弈论、经济战、情报战的一些核心理念，用古代语言阐释，“所谓‘以战促和’，并非大兴兵戈，而是精选骁将，于其侵扰最甚之处，予以坚决、迅猛、有力之反击，歼其一部，俘其首领，显我兵威，使其知侵掠之代价高昂。然此战需速决，目标需明确，不为拓土，只为立威。威立，则和可期。”
“所谓‘以和备战’，即在与吐蕃赞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