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在“兴达五金”单调的机器轰鸣、刺鼻的金属粉尘和冰冷的钢铁触感中，一天天、一月月地爬过。冬去春来，又到盛夏，再到秋风渐起。***在那家小工厂，像一颗被遗忘在角落、却意外扎下根来的顽草，沉默而固执地存活着。工资从最初的一千八，慢慢涨到了两千二、两千五，因为他学会了操作那台老旧的冲床，虽然效率不高，但胜在仔细，很少出废品。手上厚厚的茧子早已取代了最初的血泡，对机器的轰鸣和空气中的油污也早已习惯，甚至能在震耳欲聋的噪音中，捕捉到某台机器运转时一丝不和谐的杂音，提前提醒老师傅检查。他依旧沉默寡言，但眼神里那种初出狱时的茫然和瑟缩，被一种更深沉、更坚韧的东西所取代——那是一种认命般的专注，一种将所有心神都投入到眼前这具体而微的劳作中，以此抵御外界一切纷扰和内心无尽悔恨的生存本能。
他依旧住在工厂后面那排低矮的砖房里，大通铺变成了他一个人的小隔间（因为一个工友回乡了，老赵头看他实在，就把那个靠里、稍微安静点的角落划给了他）。他用捡来的木板和旧砖头，给自己搭了个简陋的书架，上面整整齐齐地码放着那几本早已被翻得卷边的书——《电工基础》、《短视频手册》、《新生指南》、《劳动法解读》，还有后来他用攒下的钱，在旧书摊上淘来的《家庭水电维修大全》、《看图学电动机维修》。晚上，就着那盏昏黄的灯泡，他依然会翻开这些书，用捡来的铅笔，在皱巴巴的笔记本上，歪歪扭扭地记下看不懂的名词和问题。他学得很慢，很吃力，有些内容看十遍也未必能理解，但他不放弃。学习，成了他在这片钢铁与噪音的荒原上，为自己保留的最后一点与“未来”可能产生联系的、微弱的火种。
每个月发工资那天，是他最郑重的日子。他会小心翼翼地数出八百块钱，用信封装好，步行到几公里外的邮政所，填好汇款单，寄回老家的县城——收款人是父亲张建国。金额不多，但那是他能拿出的、除了最基本生存开销（吃饭、极简的日用品、偶尔买本旧书）外，几乎全部的结余。他没有在附言栏写任何话，只是坚持每月寄出。他不知道父母是否真的需要这笔钱（他知道妹妹们给的生活费远高于此），也不知道他们收到时会作何感想。他只是觉得，他必须这么做。这是他作为儿子，在重新学“做人”的路上，迈出的、关于“责任”的第一步。尽管这责任，来得太迟，也太微不足道。
工厂的生活圈子极其狭小。除了老赵头、沉默的老师傅和另外两个同样木讷的工友，他几乎不与他人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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