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就当可怜可怜孩子，行不行？帮我们想想办法，哪怕只是暂时安顿下来，让强强先有个学上……”
电话那头传来强强带着哭腔的嘟囔：“妈，我饿……我想回家……” 然后是王美凤带着哭音的呵斥：“回家？回哪个家？咱们的家都要没了！都怪你爸没本事！”
张建国恼火的声音插·进来：“又怪我？要不是你天天吵吵要来南城，我们能落得这步田地？”
电话那头又隐隐传来争执和孩子的哭声，乱成一团。
张艳红静静地听着，心底那点因为侄子教育问题而泛起的细微波澜，很快被更深的疲惫和悲哀淹没。看，这就是她的家人。用孩子的未来做筹码，用亲情做武器，理直气壮地要求她解决一个几乎无解的难题——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在南城的入学问题，这本身就是一个涉及政策、资源、经济实力的复杂系统性难题，岂是她一个打工者，或者韩丽梅一个企业家（即便有能力）应该、且必须去解决的吗？他们把这一切想得如此简单，仿佛她或者韩丽梅动动嘴皮子就能搞定一切。
而“暂时安顿”，多么轻巧的词。一旦让他们“暂时”留下，解决了住宿，下一步就是解决工作，解决了工作，又会要求解决更好的工作、更便宜的住房、孩子的补习班、父母的养老……需求会像滚雪球一样，永无止境。她太了解他们了。
“嫂子，” 张艳红终于开口，声音因为长久的沉默而有些沙哑，但异常平静，平静得没有一丝波澜，“强强上学是大事，我理解。但这件事，不是你们想的那么简单。南城有南城的政策，不是找找关系就能解决的。至于我，或者韩总，我们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个义务去破坏规则，为强强解决入学问题。这不符合规定，我也绝不会去做。”
她顿了一下，不给王美凤插话的机会，继续用那种平静到冷酷的语气说：“至于你们现在的处境，我可以帮你们找一个便宜点的旅馆，暂时住下。但最多三天。三天之内，你们自己决定，是买票回省城，我给你们出路费，回去后我们再商量怎么帮你们渡过眼前的难关；还是留在南城自己找工作、找房子。但无论哪种选择，我都必须明确告诉你们：第一，我不会，也没有能力安排你们任何一个人的工作；第二，我不会，也没有能力解决强强的入学问题；第三，我的经济能力有限，除了父亲的治疗费和必要的生活费，我无法长期、无底线地资助你们一家三口在南城的生活。这是我的底线。”
电话那头瞬间安静了，只剩下粗重的呼吸声。显然，张艳红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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