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绛到了招待所，好好休息了一个多小时，差不多觉得精神饱满了，他才从床上起来。
邱国英见金老在房间里，便走了进来，两人坐在窗户边，欣赏着窗外的风景，慢悠悠的品茶。
金绛端起那个印着“先进工作者”红字的旧搪瓷缸，吹开浮叶，喝了一口缸子里泡得有些浓酽的茉莉花茶，对身旁的邱国英低声道：“国鹰，你看那个从海盐来的司齐小同志，怎么样？”
邱国英想了想，恭敬答道：“金老，司齐小同志沉稳，不张扬，是个踏实写作的料子。我看了他的稿子，他的笔力进步明显，关键写作方式现代，洞察敏锐，所选择的题材也新颖，和他交谈，发现他目光长远，是个少见能与咱们聊上天的后辈。”
金绛脸上露出满意神色：“我想趁这次机会，带他去拜会几位老先生。公木、仇春霖、严文井、季羡林……先生那边，都可以引见一下。”
邱国英闻言，脸上掠过一丝惊讶。
金绛口中的这些人，皆是文坛重量级人物。
由他亲自引见，这不仅是提携，更是以自身信誉为这年轻人铺路，是文坛“传帮带”传统的体现。
80年代从民国活过来的文学老前辈和大师们普遍非常喜欢提携后辈，这已经成为中国文学界的一个优良传统。
茅盾作为“文坛长老“，一贯以极大精力帮助青年文学工作者成长。他慧眼识珠地发现了茹志鹃的《百合花》，当时这篇小说先后被两家刊物退稿，但茅盾读后惊喜不已，在《谈最近的小说》中花了近1/3篇幅剖析《百合花》的优异之处，最终使这篇作品在《人民文学》上发表。
曹禺的剧本《雷雨》写完放了两三年无处发表，巴金从靳以那里拿到稿子后一口气读完，决定在《文学季刊》发表。何其芳的《画梦录》、陈荒煤的《灾难中的人群》等文学新人的处女作，都是经由巴金之手出版或发表。
沈从文待汪曾祺极好，很早就发现了他的写作才华，曾对别人说“汪曾祺的文章比他的好“。
“金老，”邱国英语气带着提醒，“您如此提携，心意极重。只是……这小司固然不错，可文坛俊杰不少，他是否值得您这般着力？”
他比司齐年长二十岁，不自觉就以审慎的眼光看待后辈。
金绛看向窗外，目光穿透时光，语气平静却笃定：“值得。我看人很少走眼。此子心性纯正，对文学怀有罕见的赤诚，更有超乎年龄的洞察力。假以时日，必有所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