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版印刷术的成功，如同在龙骧这台精密运转的机器上，安装了一个效率倍增器。首批标准化印制的《龙骧蒙训》、《代田法要诀》与图文并茂的《民兵操典图示》，被迅速分发下去，其带来的影响立竿见影，并迅速在“山河盟”内部掀起了一股前所未有的“新学”潮涌。
在龙骧峪的蒙学里，孩童们手持完全相同的课本，跟随着先生朗朗诵读。统一的教材意味着统一的教学进度和内容，蒙学士子们的教学压力骤减，可以将更多精力放在讲解与启发上。当一幅幅描绘着杠杆、滑轮、曲辕犁结构的简图出现在《蒙训》中时，格物的种子，已悄然埋入下一代的心田。
在一个靠近龙骧的加盟坞堡，原本对“代田法”将信将疑的农人，拿到了那本薄薄的、印着清晰文字和图解的《要诀》。即便识字不多，但结合龙骧先前派来吏员的实地指导，以及图上明确的垄沟交替示意图，许多人心中的疑虑被打消，开始尝试在自己的田地上进行实践。知识的权威性，因这标准化、可复制的载体而无形增强。
而在盟军的基层单位中，《民兵操典图示》更是大受欢迎。以往靠军官口传身教、容易产生偏差的队列、阵型、弩机操作要领，如今被一幅幅简洁明了的图示固定下来。即便是刚入伍的新兵，也能通过看图，快速理解基本要求，训练效率显著提升。
这股由印刷术催生的“新学”之风，其核心并非传统的经史子集，而是胡汉所带来的、经过筛选和适应的实用知识与理念——基础的读写算、改良的农工技术、军事纪律与技能，以及蕴含其中的“格物致知”、“事在人为”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
这股风气自然也吹到了龙骧的核心阶层。崔宏拿着那本印制精良的《龙骧蒙训》，翻看着其中不同于传统蒙学的内容，心情复杂。他欣赏其普及教育的宏愿与实效，却也对其间缺乏圣人微言大义、过于强调“器用”而感到些许不安。他曾委婉地向王瑗提及：“蒙学重器而轻道，恐学者心性流于功利。”
王瑗则看得更为透彻，她轻声回应：“崔先生，乱世求存，饥民但知仁义乎？先令其活，知其何以活，方能论其何以立。镇守使曾言，‘仓廪实而知礼节’，此‘新学’便是那实仓廪、开民智之阶。待根基深厚，大道自可徐徐图之。”
崔宏默然，他知道王瑗所言在理。在这朝不保夕的乱世，能让更多人活下去、并且知道如何更好地活下去的学问，其价值，或许确实超越了空谈的义理。
这股“新学”潮涌，也通过盟员和商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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