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宏、王陟、卢暄三位文士在龙骧军镇的“盘桓”，转眼便是半月。他们并未局限于书斋清谈，反而对龙骧的方方面面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白日里，他们或在蒙学听课，看那些衣衫褴褛的孩童用炭笔在沙盘上认真书写着陌生的数字和符号；或漫步田间，与老农探讨代田法的优劣，观察禾苗长势；甚至获准进入匠作监的外围区域，观看工匠们流水作业，打造农具、兵甲。
起初，他们对那些“奇技淫巧”确实带着士人固有的审视，但看得越多，心中的震撼便越深。尤其是当崔宏注意到，户曹小吏运用新的计数符号和表格，不到一炷香的时间便理清了以往需要算筹摆弄半日才能算清的复杂物资账目时，他沉默了许久。
“此非小道。”崔宏私下对王陟、卢暄感叹，“此乃经世致用之实学！以往只觉算学乃六艺之末，如今方知，若能如此便捷统御钱粮物资，于国于民，善莫大焉！”
王陟则对“功过格”和军政分离的构想更为关注：“不论门第，唯才是举，功过分明，赏罚有度。若能推行天下，何愁吏治不清，贤才不聚？只是……触动的利益太大了。”
卢暄则被格物院学子们那种迥异于经学注疏的思维方式所吸引。他看到少年们为了一个测量数据反复验证，为了一个器械结构争得面红耳赤，那种对“确凿”和“原理”的追求，让他看到了另一种治学的路径。
他们的态度，从最初的探究、质疑，逐渐转变为理解和钦佩。他们甚至主动提出，可以留在蒙学，协助王瑗教授年纪稍长的学子经史典籍，条件是允许他们同时学习格物院的“新学”。
胡汉对此自然是求之不得。有这几位在北方士林中颇有清名的文人加入，不仅能提升龙骧蒙学的底蕴，更能无形中化解许多来自士大夫阶层的非议。他特意嘱咐王瑗和格物院的负责人，对崔宏等人开放部分不涉及核心机密的知识，以示诚意。
龙骧军镇在文化层面，开始尝试一种艰难的融合——将实用的格物之学与传统的经史教育结合，试图培养出既明事理、又通实务的新型人才。这个过程注定漫长且充满争议，但崔宏三人的到来，无疑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然而，龙骧的“豹变”（急剧变化）并非无人察觉。远在邺城的石勒，虽然新败，元气未复，但对这个重创自己的邻居从未放松警惕。龙骧商队遇袭、老鸦峪反杀、乃至与拓跋部、姚弋仲日益密切的贸易，都通过各种渠道汇集到他的案头。
“铜矿？”石勒看着一份由潜入龙骧的细作冒死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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