酌，既要肯定其民族大义，也要指出其历史局限。
会议结束时，周明看着窗外渐暗的天色，轻声说：“我们的教材，终于开始教孩子们，历史不是非黑即白的了。”
2014年10月底，北京大学历史系报告厅座无虚席。《李宇轩日记》学术研讨会在此举行。台上坐着五位历史学者，台下除了专业研究者，还有不少慕名而来的大学生和市民。
争议在自由提问环节爆发。
一位中年学者起身，语气尖锐：“我注意到，今天各位发言多侧重于李宇轩抗战功绩和晚年贡献。但我认为，评价历史人物首先要看其根本政治立场。李宇轩至死未公开反对他的少东家，未承认国民党政权的反动性。他的‘爱国’，是抽象的民族主义，缺乏阶级立场。这样的历史人物，值得我们如此推崇吗？”
台上，资深历史学家赵教授推了推眼镜：“这位同事的问题很好。但我们研究历史，不是为了给古人贴标签，而是理解历史本身的复杂性。李宇轩的日记，恰恰展现了在那个剧变时代，一个受过传统教育又接触西方思想的中国人，如何在个人恩怨、政治立场、民族大义之间痛苦挣扎。这种挣扎本身，就是历史的一部分。”
台下一位女学生举手：“我是台湾大学的交换生。在台湾，李宇轩的名字很少被提及。我想问，这套日记的出版，对于两岸共同历史记忆的建构，有什么意义？”
台上另一位学者接过话筒：“这是个很好的问题。李宇轩的特殊性在于，他深受国共两党高层敬重。在台湾，他是黄埔元老、抗战名将；在大陆，他是爱国将领、文史贡献者。他的日记，记录了许多两岸共同的历史经历——黄埔建校、抗战御侮。或许，这种‘共同记忆’，可以成为两岸对话的一个基点。”
研讨会结束已是傍晚。学者们陆续离场，但报告厅外的走廊里，几位年轻研究生仍在激烈讨论。
“我还是觉得，李宇轩被过度美化了。”一个戴眼镜的男生说，“他的日记是晚年整理的，有没有自我美化的成分？他保护地下员的事，有多少是事实，多少是后人的建构？”
“但同期其他史料可以佐证。”另一个女生反驳，“比如秋天1950年探望他的记录，比如当年被他保护的地下员后来的回忆。历史研究讲究证据链，不能因为一个人物复杂，就怀疑一切。”
争论没有结论。但所有人都同意一点：《李宇轩日记》的出版，像一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头，激起了历史研究领域的层层涟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