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次说的一勺半，是以你之前那个勺子为标准的。你今天用的是新勺子。”
苏砚低头看灶台上的勺子。确实，她今天换了一把新买的量勺。她愣了两秒，然后笑出了声。笑声很大，在厨房里回荡，甚至传到了客厅。陆时衍看着她的笑，自己也笑了。他已经很久没听见她这么笑了——不是冷笑，不是嗤笑，不是法庭上那种稳操胜券的笑，而是一个人在厨房里因为用错勺子而发出的、毫无意义的大笑。
“庭外和解？”苏砚笑完了问。
陆时衍端起碗，把汤喝干净。然后把碗翻过来扣在桌上，碗底朝上。碗底干干净净。他什么纸条也没放。苏砚看着那个空碗，明白他的意思——这一次，连“庭外和解”都不用写了。这碗粉没有争议。
那天晚上，苏砚在日记本上写了一句话。她已经很久没写过日记了，上次写还是父亲破产那年。她写的是：“我做过二十七次酸辣粉。第二十八次终于不用写庭外和解了。但我可能会一直做下去。因为有人会一直吃。”
写完之后她把日记本塞回抽屉最里面，回到客厅。陆时衍在看案卷，她走过去坐在他旁边，靠在他肩膀上。陆时衍翻了一页，没说话，只是把肩膀往她的方向微微偏了一点。电视开着，声音很低，放的是晚间新闻。窗外的银杏树在夜风里轻轻摇晃，叶子沙沙地响，像在说一个很长很长的故事。
苏砚闭上眼。她想起父亲笔记本里的一句话——“技术最终是为了让人活得更好”。她想，也许生活的技术也一样。做酸辣粉的技术，砍价的技术，挑二荆条的技术，把肩膀微微偏过去一点的技术。这些技术没有专利，没有知识产权，不需要在法庭上辩论，也不值得写进任何一份商业计划书。但它们构成了底线之上的那个世界。
那个世界，有酸辣粉的香味，有银杏叶的沙沙声，有一碗被喝干净的汤。
她决定，明天再做一碗。后天也做。大后天也做。一直做到有一天，她不再需要想先放醋还是先放辣子，不再需要量勺，不再需要“庭外和解”。到那一天，她就真的学会了。但她不着急。反正有人会一直吃。
窗外的银杏叶还在落。一片，两片，三片。慢慢地，稳稳地，像某种古老的、不需要写进合同的承诺。苏砚在陆时衍肩上睡着了。陆时衍翻完最后一页案卷，合上文件夹，低头看了她一眼。他轻轻把西装外套披在她身上，然后从茶几下面摸出一张便签纸，写了一行字，放在她手心里。
“明天不用做酸辣粉。休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