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茶几上，动作很轻，像在触摸一个易碎的梦。
“这些东西我每年都会拿出来看一遍，”苏砚说，盘腿坐在地毯上，背靠着沙发，“每次都想从里面找出点什么，但每次都找不出来。我爸留下的所有东西都在告诉我，他是一个好人，一个认真的商人，一个爱女儿的父亲。可是一个好人的结局是被人吃干抹净，然后从楼顶跳下去。”
陆时衍在她旁边坐下来，拿起一本工作笔记翻了翻。笔记的内容很琐碎，记录着公司的日常运营、会议纪要、技术方案的草图。苏远山的字迹工整而用力，每一笔都像是刻上去的，看得出是一个做事极其认真的人。
“你后来查过，设局的人除了我导师，还有谁？”陆时衍问。
“三个，”苏砚说，“一个已经死了，心肌梗塞，十年前的事。一个在监狱里，因为别的案子。还有一个——”
她停了一下，嘴角浮起一丝奇怪的笑意：“还有一个现在是我公司的股东，三年前被我一点一点收购了他手里的股份，他到现在都不知道，他女儿在国外读书的学费，其实是从我手里流出去的。”
陆时衍看了她一眼，没有说话。他想起自己在调查导师的过程中，也做过类似的事——用最合法的手段，做最狠的报复。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和苏砚是同一种人，只不过他披着法律的外衣，而苏砚披着商业的外衣。他们都是那种会把仇恨嚼碎了咽下去，用十年二十年的时间慢慢消化的人。
“你是不是觉得我太记仇了？”苏砚忽然问。
“不，”陆时衍说，“我在想，我们俩本质上是一种人。”
苏砚偏头看他，目光在他脸上停留了很久，然后轻轻笑了一声。那个笑容很淡，但确实存在，像是冰面下一条一闪而过的鱼。
“你说得对，”她说，“所以我只在你面前不用装。”
这句话比任何情话都重。陆时衍感觉自己的心脏被什么东西轻轻撞了一下，不疼，但是酸酸涨涨的。他伸出手，覆在苏砚放在茶几上的那只手上，掌心贴着她的手背，没有用力，只是搭在那里。
苏砚低头看了一眼他的手，没有抽开。
“我爸走的那天早上，”她忽然开口，声音比刚才更低了一些，“他送我上学，在学校门口蹲下来给我系鞋带。他系鞋带的方式跟别人不一样，先打一个死结，再打一个蝴蝶结，他说这样永远不会散。那天他系了很久，久到门卫大爷都过来问怎么了。他站起来的时候摸了摸我的头，说‘砚砚，不管发生什么事，记住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