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说完这话就走了。门在身后轻轻合上，脚步声渐渐远去。陆时衍站在窗前，看见她的身影出现在楼下。她走得很稳，背挺得很直，肩上像是扛着什么东西，看不见，但压得很沉——不是负罪感，比负罪感更重，是一个人终于承认自己错了之后，必须扛起的后果。
他回到桌前，把那支录音笔拿起来。笔身已经彻底凉了。他用拇指擦过那块掉漆的地方，灰黑色的金属底，亮晶晶的，像是被什么尖锐的东西磕过，又像是被人反复摩挲过。
不是新磕的。这处掉漆，少说也有七八年了。
陆时衍的手指停在那个缺口的边缘。七年前，他刚从实习律师转正，第一个独立代理的案子输了，输得很惨。当事人指着他的鼻子骂，说他根本不配当律师。那天晚上他一个人坐在律所的天台上，手里攥着这支笔，差一点把它扔下去——那还是他送薛紫英的生日礼物呢，物是人非，留着也没什么用了。可最后他没有扔，因为那是她留给他唯一的东西。第二天他把笔锁进了抽屉最深处，再也没打开过。这支笔最后一次出现在他办公桌上，是三年前搬家的时候——他记得清清楚楚，当时他把笔和新名片盒一起扔进纸箱，那纸箱后来就放在储物间，再也没有打开过。
这支笔为什么还在这里。
他猛地站起来，转身去找钥匙。储物间的钥匙在一个铁盒子里，铁盒子在书柜最高的那层——他踮着脚够下来，铁盒子上落满了灰，呛得他咳了好几声。打开铁盒子，钥匙还在，躺在一堆旧名片和过期证件中间，上面贴着的标签已经褪成了淡黄色，写着“储物间”。他拎着钥匙去了储物间。门把手是凉的，拧开的时候有生涩的阻力，这扇门至少两年没有打开过。灯按了两下才亮，昏黄的光照在堆叠的纸箱上，灰尘在光柱里缓缓浮动。最靠里的那个纸箱，是他三年前亲手封的，封口胶带已经发黄发脆。他撕开胶带，掀开箱盖——里面是旧文件、旧台历、几本翻烂了的法律期刊。那支笔果然不在了。
不是掉落，不是遗失。纸箱的封口是他亲手贴的，三年来没有任何外力破损。在一间近两年没有打开过的屋子里，一只封存纸箱里锁定的物体，消失了。而现在，薛紫英拿来的录音笔，就放在他的办公桌上。
陆时衍慢慢把纸箱合上，站起来，回到书房。他把录音笔翻过来，底部有一个细微的磕痕——掉漆的位置，和他记忆里那个缺口的形状分毫不差。他的手指按在磕痕上，缓缓闭上眼睛，仿佛能看见薛紫英的身影从天台上捡回这支笔，把证据拷进去，再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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